8影响
文化
皋陶部落与尧舜禹等部落联盟，是华夏族的核心。尧舜禹时期的重大政治措施大多是皋陶谋划的。皋陶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部活动中所体现的光辉思想和伟大业绩，形成了中国上古时期的文化体系，即皋陶文化。皋陶文化主导着华夏民族文化的发展，推动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奠定起国家产生的基础。
皋陶文化，是华夏文明的圣火。
皋陶，是华夏文明的奠基人。
皋陶文化的精髓，“替天行道，惠民为本”、“天人合一，天由人意”、“勤政廉政，任人唯贤”、“以德治国，五刑五用”等思想观念，铸造了华夏民族之魂。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长期生活在皋陶文化分布的区域及其文化氛围中，在儒家的典籍里，多有尊崇皋陶的论述：“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论语．腾文公上》）。五千年的中华民族文化，赖孔子而传，赖孔子而开。皋陶文化为儒家所传，为儒家所承，从而发展为统治中国2000年的儒家学派的思想体系。
滔滔江河，皆有源头，儒学理论的许多重要观点都与皋陶的思想观念一脉相承，儒学的主流源头当是皋陶文化。中国的现代文化也是基于传统文化，同时吸收外来文化，不断发展不断变革而来的。但万变不离其宗，华夏民族之魂不会变。台湾女作家洪丽玉在《从〈皋陶谟〉里解读皋陶的智慧》一文中写道：“距离皋陶时代虽然非常遥远，但是皋陶的智慧并不因时空转变而落伍，反而随着文明进步而有提升的必要。因为物质生活改善的结果，却有让道德观念逐渐沉沦现象，每每令人感叹！所以在享受物质文明的同时，应该要注重治德修身，才能提高生活品质，充实生命意义。如何唤起人们的深思？《皋陶谟》为我们指引出一条反省的途径！”
皋陶文化的核心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安邦之道。
历代史籍记载：“帝舜三年，命咎陶作刑”、“皋陶造狱而法律存”、“《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皋陶说：“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由此可见，皋陶刑法是中国最早系统和制度化的刑法，是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刑法开端。夏代的“禹刑”，商代的“汤刑”和西周的“九刑”或“吕刑”，都是从皋陶之刑发展而来。皋陶的“五刑”早于古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三、四百年，因此皋陶被尊为中国的“司法始祖”。皋陶的法治思想为后世的法制起了典范作用。
他执法严谨，对过失犯罪者尽量宽恕，对故意犯罪或累犯不改者从严惩处，对罪疑者从轻处罚，在杀人的问题上更加谨慎，不伤无辜。他执法公正，“决狱明白”，“听狱制中”，“五刑五用”，乃至“天下无虐刑”，“天下无冤狱”。他注重教化，“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主张以“法治”辅助“德治”，希望最终实现社会上没有犯罪行为的大治局面。
德政
皋陶的首要政治主张是实行德政。皋陶认为实行德政的关键在于提高人的品德修养。强调君主、群臣的修身应由上而下，由己及人。提出为官者要具备三、六、九德。以三德要求于卿大夫，以六德要求于诸侯，以九德要求于天子。以道德处理政务，大臣们就会同德同心，就能使功成业就谋略实现。只有“知人善任”，举用德才兼备、勤政廉政的人，才能治理好国家，才能施恩惠于民。民心之安，取决于君、臣之德。“皋陶迈种德，德，乃降。”皋陶墓东5华里处的“种德寺”，就是后人为纪念皋陶教化民众播撒仁德种子而兴建的古遗址。“好生之德，治于民心”。由于皋陶卖力推行德政，身体力行，使得天下太平，百姓安生，所以民众宾服他，归附他，怀念他。从而开创了“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的大好形势。唐代著名诗人皮日修在《咎繇碑》文中评价皋陶：“德齐于舜、禹，道超乎稷、启。”“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皋陶总揽朝政，谋划了一系列的有关社会制度、习俗、文化等全方位的革新方案：兴“五教”，定“五礼”，设“五服”，创“五刑”，亲“九族”，立“九德”。这些重大举措全都付诸实施，建立了社会正常秩序，加强了部落、部族间的联系和融洽，为国家的产生打下了基础。
皋陶的思想后来被孔子继承和发扬光大，创立了儒家理论学说，成为中国整个封建王朝治国基础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