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历史上，赵煦以后，宋徽宗上台，大士族势大，再无有可以与之制衡者，理学登台唱戏，王安石的变法努力便被贬斥的一无是处。
金国南侵，宋朝南迁后，无论守旧派还是皇家，都需要一个替罪羔羊，于是乎北宋大败的责任更是被全推给了王安石，王安石一度成为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而在后代的史书中，王安石及其一帮变法派都被写进了贰臣传中，可谓遗臭万年了！
王安石与守旧派斗了十几年，早已见识到了他们底蕴的根深蒂固，辞相后，以一种局外人的眼界，更是瞧见变法派本身也在变质，生出一种大势不可逆的无力感，但是也就王安石性子执拗刚愎，不可逆他就偏偏要以人生最后的时间逆他一逆！于是才有了改进新学，置办书院，留下薪火的念头！这念头无疑得到了苏轼的认可，奈何苏轼也是个穷鬼，四处借钱，处处碰壁，最后向林天开口，不想却得了意外的承诺。
王安石听林天数次邀请沈金，心头本来大为不快，可是一见司马光的指点，苏轼的反应，顿时了然，致功学派虽然唯利是图，但是却也很有人情味，认为为官一方，就得关心当地百姓的生活，让他们有吃的、有穿的、有住的，而不是搞什么道德教化的面子工程！
同时他们认为这些事，都离不开商人，而且商业的发展，可以令百姓的吃穿住都变得好起来！有点商业万能的意思，这与传统的“为官一方，德沐一方”、“官老爷替百姓做主”的官本位思想格格不入。
在致功学派那里，官老爷最好什么都别管，只要按时依法收收税就行。甚至民间发生什么商业欺诈的事，官老爷也不需要管，因为有诚信的商家才可以做大做强，那些以欺诈为手段的，一时一刻或者可以暴利，但从商必然不能长久，结果必然倾家荡产，根本不需要官府出面。
这种思想有点纵容商业犯罪的意思，但是他们自有一套说辞，认为只有在无规则的商业竞争中，才能渐渐的、自然而然的孕育出商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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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金最终没能够拒绝林天的热情邀请。二月初二临近，林天也没时间耽搁，便向赵顼要了一艘水军快船，顺着运河南下。
在船上，林天读了些致功学派的书籍，大大的为之震惊，这个学派的观点，与后世的市场自由主义的一些观点颇为相近。
震惊之余，便是大大的迷惑，为什么这派学说的典籍后世并没有传下去呢？他们的学说极有逻辑章法，一篇篇上至开山老祖沈富的文章，下至这沈金弟子做的辩论，都会合编入《致功集论》中，这《集论》内容虽繁，多有重复之处，但因为这些人最不缺的就是钱，印刷数量不在少数，为什么后世只听过致功学派这个名字，而他们的典籍，却从来未见？
这个答案林天是再也不会知道了，因为历史已经在这里发生了转折，在原来的历史大势上，宋廷南迁后，大量北方士族同时南迁，他们力行二程理学，将致功学派的学说定为妖言惑众的邪说，将学派定为乱党，查禁《致功集论》，大开刑狱，也同时将乱党的帽子往商户头上盖，鸠占鹊巢，强盗他人产业……
林天与沈金多次对商业运行的一些东西进行谈论，仿佛对此深感兴趣，沈金也知无不言，苏轼、王安石、司马光等在一旁瞧了直皱眉头，虽说最大的共同敌人是二程理学，但是这位林大人如今权势极甚，他对这唯利是图的学说感兴趣可不是什么好事啊！
但他们听他两谈的相见恨晚，一副穿越千古的难得见知己的摸样，他们又实在插不进话，实在是……隔行如隔山，不太懂啊！
他们内在都是儒家的知识分子，受儒家学说熏陶，只不过各自擅长的不一样，像司马光，是鼎鼎大名的史学家，要和他谈历史，恐怕谁也比不上他；苏轼谦谦君子，一代文豪，经史子集熟读于心；王安石却最为实在、现实，他对法家的强兵富国的法术研究很深入。
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商人没好感，对商业中的某些道理，他们自然也就没有研究的心思。
以林天此时的权势，根本不用看人眼色，所以对他们的不满也不在意，空置了他们三天，眼见再过半天就要到扬州了，和沈金在船舱谈了几句后，便遣人去将苏轼等都叫来。
船上除了他们几人外，还有一些扬州兵卒，他们押护着林天在商丘知府老爷家银窖里顺手带在身边的七只大大的铁皮箱子。
很快苏轼等人便来了，他们不知道林天今天叫他们有什么事，很是好奇。
“林门主叫我们前来，不知道有什么要事？”苏轼虽与林天相交最深，但奈何双方如今权势地位差距悬殊，也不自觉的收了几分随性的性子。
林天呵呵一笑不以为意，招呼他们坐下后，便和他们商谈起太湖书院的事。林天曾答应出五十万两给王安石建太湖书院的，但是现在出了些意外，恐怕要有些变化。
当然变化的内容，不是银子减少，而是书院的建制，如今书院便分为几派，各擅长一方面，也各自有一套学说。
王安石、苏轼、司马光三人还能勉强说是儒家学派，虽然他们之间也有些政见上的矛盾，但那属于内部矛盾呀；可是沈金则不一样，他是从上到下都与他们三人格格不入。
不说其他的，那三人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