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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的，我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院长’那里。卫生室要钱要得少，对鲍绍不是压力，他就愿意拿钱出来，也拿得出来钱，这就对了，钱能解决的事，就不要动用人了，那上官是个精明人，也是小老板，才起步，正需要人脉关系，不能太僵化，否则，连鬼都不登门。”
“‘院长’很小气的，这次怎么同意了？”来支书感觉到他在说谎，不过，又有点像。
“好，你做得好，效率真高！看来，你负责法律事务、民间调解还是不错的。好好干，将来一定大有前途。”来支书说。
来支书的话里有话，估计董旭柱心里有鬼，不好意思说出来，他嘿嘿一笑，没再多说，来支书也觉得他再呆在这里，纯属多余，就也不理会他，这时候，手机响了，他们都开始掏手机，董旭柱动作快，结果不是他的手机响，他一出门，手机很快就响，不接听就知道是谁打来的，肯定是他老婆。
来支书掏出手机，一接听，是省民委工作队队长打来的电话，他说他们三个已经到了观音镇，大概半小时后到达村子。
来支书说：“知道了。欢迎！”
然后就挂了电话，要知道，他根本不会在乎他们来，还是走，他最关心的，还是怎样得到他们的资金扶持，有了钱。就好办事，没有钱，就没办法办事。这是符合正比例要求的。
董旭柱要走，来支书说：“你别走远了，我告诉你，你在附近转悠吧，等我电话，说不定中午要陪客，你知道，我不能喝酒。稍微喝点。是个意思，这个要完全靠你了。”
“我不咋样，关键是看凌会计，别看他个子小。可酒量不小。不要小瞧他。”董旭柱说。
“我很清楚。我当然不会放过他，他也要喝，一定要喝。要不然，就弄不了他们三个。”来支书说。
“什么？他们有三个，那我们也得有三个，才势均力敌。”董旭柱说。
“这个不用多说，他们远路而来，我们以逸待劳，还怕他们吗？再说，这些人都是官场上厮杀很久的，外强中干，早就不像以前那样。根本用不着怕。”来支书说。
“我不怕，招待他们是领导安排的工作，必须要完成，能为村里争取项目，是好事，要舍命，才有成效。”董旭柱说。
“那你要好好地跟你老婆讲，不要在吃饭的时候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地打，有点烦人。”来支书说。
对于电话监控这个说法，他根本不想多说，但又不得不说，不说的话，来支书心里憋着难受；说了吧，也难受，因他根本不敢跟他老婆说，还不如不说。不说的好处就是，他老婆认为他是乖乖儿，不会构成威胁，只有这样，她才会感到安全，他呢，能得到暂时的平安，没有人来打搅。至于司法战线上的领导，他完全可以很轻松地应付，不在话下。
来支书交代完毕，他就离开，来支书继续在家忙碌，他还要到坡上种洋芋（土豆），按说他们两个老人，在家休息不干活就行，他的三个孩子也劝他们不要做事，他们担心的是，老人年纪一大把，再做农活显然受不了，再说，儿女读书当官，都是为了老人的幸福，有钱给老人，老人就不需要做事，但来支书不这样想，他想趁现在还做得动，还要做，等做不动了再说，能挣二分钱，就不用儿女负担二分钱，能减轻一点负担，就减轻一点，这是老人的心愿。
农村人的想法很单纯，就是能做事还是不要闲着，一辈子都在做事，一旦闲下来，就容易生病，就像千里马喜欢奔跑，一旦不让它跑，它就急躁；鸟儿喜欢飞翔，喜欢自由，如果把小鸟关在笼子里，也就完了，小鸟没有了自由，只好在笼子里哭泣，哪里是歌唱？
农村人的质朴就体现在这里。来支书是村支部书记，也是普通农民，更是一位丈夫，他妻子断了胳膊，做事不得力，作为支书，就要多做一些，这个对来支书来说，没有多大的问题，他更喜欢做事。每天睡觉的时间也少，不是那种睡到自然醒的人，晚上也看电视，喜欢看的节目就是法制类的电视，对于讲解案例，还是比较真实的，至于其它电视剧，他不太感兴趣。
来支书种洋芋还有包谷，就是土豆和玉米，目的是喂猪。他喂猪的目的，是为了给孩子们，每年都要给他们送腊肉。在市场上买的腊肉不放心，担心是吃饲料长大的猪，不到一百天就出栏，那样的猪十分可怕，肉是猪肉，可没有猪肉的肉香，以前的猪，要长到一年多，是那种黑猪，本地的，但是，现在的猪大多数是杜洛克的种或者长白猪，大概很快就出栏，肉的鲜美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如同嚼蜡。
来支书的三个孩子住在城里，人在城里心在家里，非常想念在家人，喜欢吃家里的饭菜，这个习惯保留很多年，人的习惯和胃口早就在少年时代养成，一辈子都难改。
包括腊肉，腌了之后，再进行熏烤，将肉熏干，当然，肉熏干需要一个多月，要不然，就没有了那种腊味。
来支书考虑得挺周到，就是三个孩子三个家，都是平均分配，一碗水端平，不会让哪个孩子觉得不公平。
在过年前，猪都杀好腌制好，熏烤好，干干爽爽的，送给孩子们，过年回来，在一起，吃公家的，送到各家的肉，在平时慢慢地吃，一点都不着急。
当然，工作繁忙的，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