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四七年，正月初三。崇明同盟会总部。
古人最重农历新年，有极多的繁琐礼节，在高老庄内呆了不到两天，高旭就受不了，初三这天，高旭就来到了总部大楼办公。
回到阔别将近一年的同盟会总部，望着已经成为标志性建筑的五角大楼，以及同盟广场，高旭心中还是有一种满满的自豪感。随着水泥、玻璃这些新型建筑材料的推广，这些标志性建筑已经成为风格焕然不同的产物。
事业初创，作为一个新兴团体的领导者，高旭保持着敢为人先、雷厉风行的性子。在同盟会中，大明官场中那种拖延、庸碌混日子的习性是绝对不允许的。年假的第三天，大年正月初三，高旭就在总部召开同盟会的高层会议，讨论落实新的一年中的会务计划。
其实在骨子上，高旭是个喜欢清静的人，一直向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日子。
但他从事的事业却是要求他无时无刻地保持着热忱。在来到大明的一年半的时间里，从当初的江阴举义开始，一直到现在坐拥江南四府、福建全省，以及崇明、海南两岛，虽然事业越来越大了，但对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大业来说，还只是开始。
有安身立命的地盘，有悍卫安全的枪杆子，有辅助创业的团队，有娇妻有艳妾，本性中那种谢即安的懒散，又时不时的来消磨一下着他的斗志，狠不得做个甩手掌柜，打造一个舰队，环游这十七世纪的世界去。
但是高旭知道，无论是北京英明神武的摄政王多尔衮，还是南京老谋深算的贰臣洪承畴，他们都是深谋远虑之人，就算清军遭受入关以来，甚至是建军以来，最严重的挫败，但是，他们不会纵容高旭坐在江南这块富可敌国的蛋糕上发展壮大的，在这新的一年里，同盟军将来受到清军更凌厉的考验。
1647年，是清顺治四年，也是南明永历、绍武、鲁监国二年，还是光复区以外的大明官绅们前所未闻的，觉得不伦不类的同盟宪历二年。
自古以来，从来没有一个割据势力会把一本律法作为纪历的。同盟会的宪章是高旭一手起草的，可以说是他意志的表现。拒其中有与这个时代水土不服的条例，但大多数能在先贤的思想中找到理论支持，特别是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是这部宪章的立法基础。
经过一年多的蓬勃发展，高旭虽然是缔造者，掌舵者，但同盟会这个轰然大物由着它自己的惯性在发展着。在这个组织中，已经形成了诸多派系。
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激进派，是以宪历纪年的坚定支持者，这些激进派一边藐视君权，一边又把高旭一步步推上神坛。因为只有高旭，才能容得下顾炎武在这个时代最激进的改革措施，光是高旭废除顾炎武最为憎恨的八股取士，就收聚了无数以顾炎武为代表的在科举上不得志的士子的人心了。
以沈廷扬、刘中藻为代表的传统派，在同盟会中也占据了一定的势力。他们都是大明的官绅，对于朱氏王朝还抱有一定的感情，但在理智上也明白朱氏王朝已日薄西山，已是朽木不可雕。对于崇明高氏的崛起，他们既有期待之心，也有矛盾的心理。以宪历纪年，他们自然难以认同，但他们只是文臣，在同盟会这个重视军功、商贸、民权的新颖组织里，传统派只有戴着镣铐在跳舞，他们妥协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同盟会这个新兴势力中谋上一个参与角逐天下的资格。
以阎应元、徐玉扬为代表的江阴系军事力量，他们是同盟军的骨干力量，已自成一系。暂时来说，在同盟会的构成之中，江阴系是同盟会开创时最原始的推动力，而他们也是最纯粹的一股力量。江阴被屠城的遭遇使得江阴系将领的心中只有简单有力的复仇之心。
但是，鉴于阎应元那难以琢磨且又无欲则刚的态度，高旭已觉得这支力量也是一把双刃剑。与徐玉扬、徐鸿这些江阴系将领不同的是，阎应元不仅是一个卓绝的军事家，他也精于后勤管理，具有十足的领导魅力，只要给他一个舞台，他就回报一个奇迹。
阎应元总有一种高旭还无法洞悉透底的东西。他那冷酷无情的心性，不仅让敌人闻风丧胆，作为他的同僚，高旭也不敢等闲视之。
在古代，行军打仗最怕的就是瘟疫。由于清军入关后不服水土，畏惧天花，有染者动辄即死。所以，无论在当初的江阴战场，还是现在常州战场，阎应元就掀住清军这个弱点，把天花这个生化武器应用得淋漓尽致。
在江阴，阎应元就布下天花疫阵，抱着与清军玉石俱焚的目的来守城。现在为了巩固光复区的常州防线，阎应元已经把天花传播到南京城的近郊，直把驻扎在南京城内的济尔哈朗的镶蓝旗主力闹得人心惶惶。
博洛在秋季围攻常州无果，一到了冬春两季天花最为流行的季节，就立即把满清旗兵撤到丹阳城，只留下绿营汉旗军在常州城下打酱油。
高旭虽然提前发明了牛痘，但现在还是高氏工坊的最高机密。而且牛痘的产量也有个极限，所以也只有在苏州、松江两个光复区的核心地区建有防疫站。在光复区之外，天花的疫苗已买到了一千银子一瓶，一瓶也只有十人的用量。而且这些外流的疫苗监管极为严格。这也是高老头眼红这一本万利的买卖，为了敛取暴利，偷偷背着高旭干的。
在新兴势力中，掌控着经济命脉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