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年关在即，时间紧迫，高旭也没有进入福州城，只是在旗舰上召见自己的嫡系邬老家伙、许用、归庄等人。
许用是同盟会福建宣政院的院理长，负责福建的会务发展；归庄则是福建新学的推动者，由福州为中心，在各县府筹备县学、府学、省学三个级别的同盟公塾新学体系。除了他们几人之外，高旭又留下出身徽商的程平，作为老家伙的助手，负责商政署，筹建厦门海关，统筹福州的经济事务。
鉴于对闽系官僚的失望，在有名的“隆武四遗”当中，高旭只是召见了刘中藻。
至于其他张肯堂、曾樱、路振飞三人，高旭一概不见。所谓忠烈易得，能吏难求，在隆武遗臣当中，张肯堂自视清高，以清流自居，反对废除八股；曾樱生性耿介，但观念陈旧，大力鼓动抑商政策，与高旭的重商主义南辕北辙。
而路振飞虽然做过御史，但他在司法领域的实务经验太差了，对于廉政公署的筹建，高旭就早交给邬老家伙一手办了。现在老家伙明面上的职务，就是廉政公署的署理长。正因为凭着黑衣卫的调查取证，廉政公署才掌握了大批官吏贪墨的证据，趁着矿乱之机，一举肃清了闽南漳泉两州官场的**，使得同盟会新政大得民心。
也只有行政院院理长刘中藻，才能勉强跟得上高旭的步子。但大多时候，他只是作为新旧势力的调和济，来缓冲矛盾的。说起来，刘中藻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作为闽系官僚的领头人，一边要争取闽系官绅的利益，一边也要与代表高氏利益的老家伙周旋，可谓里外都不是人。
虽说重症要猛药，但高旭的新政太过激进，而他的执行人邬老家伙，其手段狠辣粗暴。凡是阻挡新政的人，老家伙一律能抓到对方的把柄，就请到廉政公署喝茶。这年头，凡是出来混的，谁身上能是干净的？而且在官僚眼中，黑衣卫等同于锦衣卫，廉政公署、宪兵情报处这样的组织早就与大明谈之色变的东厂、西厂相提并论了。
刘中藻在旧官僚关系网的推动下，身不由己，只得想办法到廉政公署捞人。这个时候，老家伙会在廉政公署的署长室，泡一杯热茶，与刘中藻讨价还价，交换利益。
政治，无非是交换与妥协，老家伙也就是凭着廉政公署的胁迫，一步步吞食着闽系旧派官僚的利益，一步步坚定不移地推行着同盟会的新政措施。
到了年底，矿乱平息之后，除了刘中藻在名义上但任着同盟会福建行政院的院理长之外，张肯堂、曾樱、路振飞等人不同程度地被边缘化，或者被闲置。官吏任命，财政税收，军事安全，这些要害部分全都拒闽系于门外，直接或者间接地掌控在老家伙手中。
这种形势下，除了刘中藻之外，张肯堂、曾樱、路振飞等都开始萌生去意。
他们不同于原隆武朝大学士朱继祚投效广东的绍武政权，他们的选择是浙东的鲁王政权。
以张肯堂等人看来，两广的永历与绍武政权身在后方，不去救亡图存，只会同室操戈。反观浙江的鲁王，一直身处在浙东抗清前线，身为宗室，也敢上前线鼓掌士气，比起那些永历、绍武这俩个闭户天子，多一分果敢之气。而且鲁王帐下，也有张名振、张煌言这样的忠义将领，清军的主力被同盟军牵制在常州一线，身在浙东的鲁王要是趁虚光复了杭州，那可是大明中兴之始。
对于张肯堂的动向，老家伙自然了如指掌。
听了老家伙的报告之后，高旭想起这些人，就有点头痛，道：“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几个老朽都是黄道周之流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人人都有点名望，个个都很固执己见，当初与我辩起来，他们总能引经据典，说得头头是道，但是于救亡图存，于国事民生，却是无半点建树。杀不得，留不起，还真不如让他们走了，述耳根清净。他们既然看好鲁王去浙东，我们不拦着。”
老家伙点点头，道：“少主，现在我们有了江苏的苏州、常州、松江、嘉兴四府，以及福建全省，接下去只有收复了浙江，我们就能江、浙、闽三省联成一块。这样，才算是大业初成。”
高旭道：“以旭卫镇的战力，收复杭州不难，难的是如何应付鲁王那帮人。在浙江，鲁王得到张名振、张煌言这些人的拥戴，还有是有号召力的。”
高旭想起那个张煌言，不管他能力如何，对于他在历史上坚持抗清二十年的事迹，高旭还是极为敬重的。
收复杭州是高旭的下一步计划。他完全可以想象，开始因为有共同的敌人，尚能与鲁王联手抗清。一旦打开了局面，为了争夺胜利果实，到时又免不了一番扯皮。
老家伙冷哼一声，道：“那鲁王想来摘挑子也是要本钱的？光凭他那点家底，还真不够看的。张名振原是个台州石浦游击，张煌言也不过是一介文人而已，部属又是乌合之众，一个杭州绿营参将张存仁就能把鲁王赶到舟山避难，他能成什么气候？”
离开福州码头之后，高旭又以长乐港呆了一夜。赵明月去海南之后，监督造船的任务就落在邬老家伙身上。福建本来就有大量的造船工匠，再加上从澳门重金聘请来的葡萄牙工匠，造船的进度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次日早上，高旭离开长乐港，在经过闽安门的时候，不由想起当初的闽安门事件，继而想起那个阴冷至极的郑夫人翁氏，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