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振生？不就是一二九运动时期率领学生、市民砸了广东教育厅被陈济棠通缉的中山大学的学生领袖、广州市学生抗敌联合会主席曾生吗？此人逃到香港半年多陈济棠垮台后才重新回到学校，很可能是共产党员，脑袋里藏了无数档案的戴笠忙凑到蒋先生耳边提醒委座。
一副广东人黝黑皮肤宽脸小眼塌鼻梁长相却不失英武剽悍气度的曾生见蒋先生问起自己，上前一步举手行礼：“卑职惠阳民众自卫团参谋长曾振生参见委座。”
蒋先生不动声色地含笑走到曾生面前伸出手相握，亲切地说：“啊，不简单，爱国学生领袖，砸了不让抗日宣传的教育厅，很有勇气、闯劲嘛！蒋某当年像你那么大时也是凭着一腔热血革命豪情，在上海滩跟前朝余孽、革命队伍里的投机分子拼杀，被通缉跑到日本。
你已经在香港就职为何要跑回国内受苦受累呢？”
“卑职出身在华侨世家，13岁跟随父亲去了澳大利亚在悉尼学习商科，等毕了业才知道商业不能救中国，就回国报考了中山大学。那时日本占了东北占热河、占了内蒙又搞华北自治，眼看大好河山支离破碎实在是郁闷烦躁，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学生抗敌联合会的抗日宣传工作，游行、罢课都受到地方政府的阻挠，教育厅甚至要开除请愿学生。
教育厅不出来接待学生代表反而走的一个不剩，一怒之下就砸了教育厅，扛走了教育厅的牌匾。被陈济棠开除学籍、全省通缉。被迫逃亡香港。在港九个月一边在游轮上当侍应一边反思。虽然我不后悔。但还是感觉我们这些年轻人的爱国热情被党派之争所利用。
国难当头，青年人站出来唤醒民众、敦促政府对外强硬、精武备战是对的，也是中国革命的传统，可年轻思想太单纯，不知道国家基础薄弱、中日差距明显、早战必亡的道理，以为闹闹政府就能促成抗战，集全国军民之力就能迅速光复河山，确实有些幼稚了。
更不解的是组织内部的初衷却是为了推动中日开战。把日本侵略者的主力调离中苏边境，从而保卫社会主义苏联免受侵略，同时牵制国民政府对红色根据地进攻，这样的任务岂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可以担负的？鼓动学生冲击政府机关面对军警被抓被杀实在有些狭隘。”
蒋先生这是第二次听到共产党人对共产党政策的抨击，第一个是陈海松，第二个竟是个狂热的学生领袖，可见过去的共产党的政策是何等的幼稚草率不得人心，这个青年有救。
“哦，你有这样的认识很不错，共产党就是苏俄极端思想的中国代理人。眼里只有斯大林、脑子里都是暴力革命，根本不考虑国家的利益和民众的利益。不择手段极其恶毒。听说有不少共产党员无法理解这些荒唐的政策而脱党，你能迷途知返很难得。”
曾生是岭南地区著名学生领袖，虽然他36年返校后秘密入党身份没有暴露，可早已被国民政府和地方军阀列为危险人物，进入自治军难免会引起怀疑，必须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对左倾错误路线的反感、对极端政策的失望比较符合他高级知识分子清高执拗的性格。
“自那以后卑职便远离了政治，陈济棠垮台后得以重返学校，学成以后在香港当见习记者。抗战爆发以后，香港各界也掀起了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我是学文学的却不愿躲在洋人的庇护下写新闻稿，我要亲身参与国内的抗日事业，用实际行动展示自己的爱国之志。
正好有一大批港澳爱国青年、南洋华侨聚集在香港，我们相约一同回国参战，38年初回到广州。但余长官抗战态度消极、粤军上下武备松弛，我们在广州除了做些宣传无所事事，只好回到家乡自建民军，变卖家产购买枪支拉起了两百多人的抗日武装开始训练。
吴团长曾是民众自卫军上校督导员在广州给我们上过课，还给我们教过蔡李佛拳，去坪山视察指导过民军训练，我们成了忘年之交。他来到惠阳组建自卫团盛情邀请我们参加，我们当时也不知道民军该做些什么？队伍要吃要喝仅靠私财难以长久便投到了国军旗下。”
“好好，国家很需要你们这些有文化有思想有爱国心的年轻人，投到党国旗下是理智的。看你现在英姿飒爽、自卫团统带有方，一定能够有所作为、步步高升的。”
“委座，卑职加入自卫军快有一年了，眼见得丢城失地、地方残破很焦虑，更对第四战区军队的畏缩懈怠、地方的麻木不仁、百姓的惶恐不安、经济的持续衰退忧心忡忡。或许卑职是知识分子喜欢思考，越思考越觉得抗战这样发展下去国家、民族、民众都很屈辱。
我们太被动了，战场上不主动进攻是因为国力有差距，可改变国力是我们自己的事为什么也无人主导呢？卑职带着满腔热情投笔从戎，却感觉无力改变什么，整个国家似乎没有深刻地思考国家贫弱、军力不振、社会混乱的原因，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造。卑职深忧之！”
书生意气呀！你哪里知道管理一个国家有多难，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君主立宪、辛亥革命、护法运动、二次革命直至北伐多少人在追寻富民强国的梦想，探索合适的社会发展之路，结果是越改越乱，传统在打破、社会在崩溃、新的政治经济制度远没有形成。
你们这些读书人就会慷慨陈词、指点江山，被共产党所误导、利用，前几年的教训还不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