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0月10日，即武昌起义8周年纪念日，正式以中国革命党党名义发表《通告》及《中国革命党规约》，宣告中华革命党改建为中国革命党党，党名前加“中国”二字，以示别于1912年的中华革命党党，并公布了中国革命党规约。孙大炮也自然被推举为总理。
此后不久，国内形势就发生了变化，被岑春煊、陆荣廷等人窃据的广州军政府，发生了桂系和滇系间的矛盾与斗争。1920年2月10日，驻粤桂滇两军发生武装冲突，唐继尧、伍廷芳、林森等宣布脱离军政府，经香港转赴上海。国会中很多议员也因不满桂系而离粤赴沪，一时到达上海的国会议员多达300余人，发表共同宣言，否认广州军政府。
对于还呆在广州城里的钟泱他们一伙人来说，滇桂两军的武装冲突可以说就发生在在眼前。两军的主要负责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只是互相指责和谩骂，但是到后来事态却开始朝着武装对抗的局势开始升级，滇桂两系在城外开始大规模的火拼和械斗，严重影响了广州地区的治安和经济状况，混乱之中，城内许多地痞和流氓也趁火打劫，和乱兵一起行扰民之事。钟泱他们在当地的产业也被屡遭袭击，幸好有荷枪实弹的保安团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其实早在1916年李根源在陕西省长任内就受陈树藩的压迫，这一切祸乱的根由就已经埋下了。李根源被迫离开陕西后，辗转到了上海。那时候摆在他面前是两条路，一条路去北京投奔段祺瑞，一条路到广东参加护法政府。他不是北洋系，当然不会选择北上。广州引诱他，因为第一：他是政学系，广州非常国会，政学系是多数派；第二在广东有一支滇军，如果他到了广东，便有机会可以把滇军抓在手中。
李根源字印泉，云南腾越人，日本士官毕业，一脸麻子，自称李大麻子，是一位权术家，其在政治上呼风唤雨手段，在当时和徐树铮不相上下。据说他从上海经香港到广州一段经过极为生动，他到广州后，要对三个人下功夫，其一是孙大炮，其二是岑春煊，其三是莫荣新。
他先去见岑，岑是军政府首席总裁，又是政学系领袖。李去见岑时，穿的是青衫马褂，脚登双绊鞋，一付老派模样，见到岑即行跪拜大礼，口称：“根源行能无似，遘难陕西，此番间关来粤，愿效驰驱。”然后分析一番大势，有平闽、攻湘、会师中原三策，把岑春煊说得喜笑颜开，从此李根源便成为岑的重要军师了。
接着他换了一套西装去见孙中山，力陈自己参加同盟会，献身革命种种，此次在陕西就是因为反对不革命的军阀陈树藩而遭受打击，现在不辞万难，来广州追随先生革命。孙对每一个同志都是信任的，对李根源自然也不例外。
最后他穿了军服去见广东督军莫荣新，谈到粤境滇军的统率权，认为云南督军唐继尧遥遥指挥这支滇军是不合理的，也不符现实需要，应该由荣师也即是莫荣新指挥才是。莫荣新听了正中下怀，便对这位来自陕西的云南人刮目相看，引为知己。李根源在广州分别接触了军政府三位总裁，都赢得了他们的好感，尤其是莫荣新，他是实力派，不久他就发表李根源为粤赣湘边防督办，节制北江的滇军。
看看这为兄台的智商和权谋，有几人敢说能比他更高明？但是那又能如何，没有实力和自己能够为之坚持的理念，一切都不过是空中楼阁和镜花水月。
滇军是在1916年护国讨袁时，由李烈钧率领到广东的，此后一直留在广东。军政府成立后，李烈钧出任参谋部长，仍指挥滇军。这支滇军共有两师，番号是第三师第四师。第三师师长是张开儒，第四师师长是方声涛。滇军的防区本来是划在北江，军政府成立后不久，第四师师长方声涛率部移驻西江，北江便只有第三师一师。7年5月，张开儒因为倾向革命党。被莫荣新免职，由唐继尧电派郑开文继任师长。
滇军的矛盾是有双重领导，系统上归云南督军指挥，而实质上则要受广东督军管辖。李烈钧因为是革命党，在两广和香港一带都对革命党人颇为照顾。也因此而不受莫荣新的欢迎，因此李根源一番游说，很容易便打动了莫荣新。
唐继尧听说李根源被桂系的广东督军委派为粤赣湘边防督办，大为担心，唐知道李的手段，生怕这支滇军被李掌握后变成李的政治资本。但他又无法反对或阻止，于是乃加派李根源为靖国联军第六军军长。靖国军和护国军不同，护国是讨袁，靖国是护法。另一方面唐暗暗通知驻扎北江的滇军师长张开儒，要他小心应付李根源。
李根源到韶关接事，他集合滇军训话，在讲台上他先自己左右开弓地打了自己两个耳光，然后用诚挚并且忏悔的语调对滇军官兵说：“根源对不起家乡，对不起三迤父老和弟兄，这次在陕西失败，我自己痛加检讨，深深觉得过去自己在做人做事上太差，对家乡父老尤其对不起，现在我是以赎罪的心情到北江来，请各位安心工作，我不会随意调动每一个官兵。”他的话使到每一个滇军官兵都很感动，大家本来对于这位李大麻子有戒心，自经他一番话后，完全冰释，认为他经过陕西一役，确已改变了。
其实李根源是一步一步要抓住滇军，他的行动当然惹起李烈钧的反感，二李在日本
是同学，后来护国之役在云南又是同袍，本是极要好的朋友，就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