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五十八章西安事变
张汉卿、杨虎城两将军所率领的部队，在姜瑞元的军事体系中属于所谓的杂牌，历年来受尽了中央军的削弱与裁撤，在“灭赤”战役中又不断遭到赤军的严重打击，实力日益下降女神棍的后宫。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混乱时代，兵权是地位唯一的可靠保证，姜瑞元凭着杨永泰的削藩计策，使得张汉卿的东北军与杨虎城的西北军都是怨声载道。
1936年11月，姜瑞元趁解决南方赤化军事区的余威，把他的嫡系部队约30个师，从两湖调到平汉线汉口—郑州段和陇海线郑州—灵宝段，准备入陕，达到一举消灭赤军的目的。
12月4日，姜瑞元携张汉卿由洛阳到西安，向张、杨两人摊牌，提出两个办法，要他们作最后的抉择：一个是服从命令，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投入陕北前线，在其嫡系部队监视之下积极进剿赤军。
另一个是如果不愿“灭赤”，就将东北军调湘，十七路军调赣，把陕甘让给其嫡系部队。姜瑞元所提出的这两个办法，都是张、杨所不能接受的，他们既不愿再被姜瑞元削藩，也不愿让自己的部队离开西北这个根据地。
湘省如今不余一半，赣省也是一样，直面华军的威胁，朝不保夕。而且东北军与西北军已经和红门牵上线，打算凭着多年来经营下的根基，好好在西北诸省发展。
想要不被姜瑞元所吞并，此二人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迫使姜瑞元停止内战，联红抗日。张学良将军为了最后争泉瑞元能同意联共抗日的要求，12月7日还向姜瑞元进行了一次“哭谏”。
姜瑞元闻言之后当即是勃然大怒，骂张年轻无知，受了红门的迷惑。张、杨忍无可忍，才下了“硬干”的决心。
这也是必然的，姜瑞元并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战略时机上和张汉卿有严重分歧，他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即抗日之前，先统一内部，清剿红门赤军，然后是用大势逼迫华联成为自己的后援。
这种政策主要出于两个考量，一是当时中国虽结束了军阀割据，但政令难以统一，尤其是红门威胁最大，他们不仅仍拥有军队，并割据陕北一方，又有苏俄在背后撑腰，与其他军阀都有本质不同。
姜瑞元和张汉卿的最大不同之处是姜瑞元对红门的本性有相当的了解，深知如果不铲除赤军，它会利用抗日之机得以发展而后患无穷。就算是华联，毕竟大家都还是中国人，还可以坐下来谈判，而红门则完全是苏俄的狗，不可理喻。
二是以这时中国的国力无法与日本匹敌，必须尽量争取时间，以储备力量。身为一国主宰者的姜瑞元深知两方的实力悬殊，如即此仓卒应战，只有自取败亡。
因此姜瑞元的策略是，尽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构筑能够对日作战的国家能力。
早在1934年之时，姜瑞元就把为抗日而建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直属他自己直接领导的“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四川、湖北等大后方创建军工厂和重工业。
最为关键的是这些举动都是暗中安排，无法宣诸于外。全因之后，日本内部对是否攻占整个中国也有分歧，当时日本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的对华五项条款，其中主要有“有效保护日本臣民在满洲之一切和平业务，尊重日本在满洲之条约利益”，日本“尊重中国土地之保全”。
虽然这种条款是完全不合理的，但中国仍有可能和日本周旋，拖延日本全面入侵中国的时间，以积蓄自己的力量，从长计议。
因此如果作为当时中国领袖的姜瑞元公开这种战略部署，等于告诉日本人，中国正卧薪尝胆，准备全面抗日，会刺激日本鹰派提前全面侵华。因此国人当时多不知姜瑞元的这种国防设计。
日本占领东三鼠，深受红门赤化影响的中国人慷慨激昂，誓言抗日，尤其是大学生和小知识份子们，更是游行示威。在高喊“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文化背景下，很容易热血沸腾，难以听进去理性的声音。
因为东北军的不抵抗政策，张汉卿引咎辞职，这是为了服从姜瑞元对日暂时忍让的战略需要。但从欧洲考察回来后，张汉卿不仅没有被派去抗日，反而被委任为西北灭赤副总司令，负责攻打赤军。
他本想通过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污名，现在不仅无法实现，而且东北军和赤军交手两次，两次大败，张的两个师被歼灭。
姜瑞元不但不给兵员补充，还把两个师的建制取消了。这使张汉卿疑心，认为姜瑞元可能在一箭双雕。剿匪成功，赤军被消灭，不成功的话，东北军被削弱，而中央军则保全实力，因此更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抵触。
张汉卿是在父亲被暗杀后匆促继承父业，成为东北军最高长官。他从小不爱读书，喜欢的是毒品、女人，他的知识水平，可能都不如那些上街游行空喊抗日的学生，更谈不上对中国当时的国情认知到胡适那种水平。
除此之外，张汉卿还有一个隐秘的动机，那就是利用兵谏逼姜瑞元抗日之后，他就可以在西北联合红军和西北军而割据，不仅洗刷不抗日的污名，而且可与中央军分庭抗礼。
事变之后张向蒋提出的条件，不仅有停止剿共立即抗日，还有成立西北联军和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等政治要求。
张学良所以提出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