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忻姑都气得说他一句：“这个老黄，越来越不像话！”
从前他经常来的时候，我还很记得他。
因为老黄相貌太滑稽。头上没有几根头发，听说是生来秃。眼睛小的同麻雀似的，一口黑乎乎的牙齿，瘦，太瘦，衬的身上沾满泥巴的破衣服总是布条似的晃荡，冬天也半露着胸膛。
女学学生很怕见他。说是有伤风化。
因只有我年纪最小，忻姑又不忌讳这些，所以每次领着女佣去登记他送来租子的总是我。也就有些熟识了。
不过，他那时还很老实，干活很卖力气，一整天泡在水田，插秧，照顾庄稼，割水稻，舀米，样样使得，租子也从来不缺半两。
今天忽然见到他，我很是吃惊：“老黄！你你这是怎么了？”我走过去，给他撑住伞。
我叫了半天，老黄醒过来了，躺在泥水里，脸色死尸似的，惨白得厉害。微弱地叫我：“这袋是今年的租子，杏秀”
我这才看到他身边有一袋东西。
“这有什么紧要？你的脸色这样不好。你等一等，我去叫人抬你。”
老黄没有回答。又晕过去了。幸好这里离女学已经不远。我走回去，赶紧叫了几个健壮的佣人，抬了个架子，把老黄抬去女学。
把老黄搬上架子的时候，才发现老黄的肚子鼓得老高。佣人们议论说，老黄害大肚子病了。
抬回女学，忻姑也回来了。架子被放在院子里，女学生们隔着窗户指指点点。
忻姑看着老黄，和他鼓起的大肚子，皱起眉，以当年叹张妈的语气，叹道：“可怜！”
得了大肚子病，听说是要命的事。而老黄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最顶用的只有他一个。
忻姑和阿姨们实在可怜他，就叫他以后不用再过来干苦力活了，租子也只要交三分之一就行了。
后来老黄被送回家去了，还请了个大夫。听说是忻姑替他掏的钱。
更后来，我也不知道了。不过，老黄送来的那袋米，依旧是做成了米饭。味道不大好，女学生们不喜欢，很多都倒掉了。
大约过了一年，十五岁的时候，我考上了外省的师范，人也长得很高了。女学门前新载的树都不如我高。
忻姑和阿姨们打量我的目光，也总是像在看一株亲手栽下，刚刚长起来的树，宽慰极了。收拾行李的时候，她们都哭了。
我离开居住了四年的女学的时候，春风送行，杨柳行行。女学往外的路上，都是忻姑和阿姨她们亲手栽下的树。
一棵、两棵、三棵、四棵我坐在马车上，数着树，第一次独身一人，离开了家乡。
师范读了三年，其间回来过一次。
别的大多淡忘了，只还记得回来的时候，最一次得到关于老黄的确切消息。
拒忻姑替老黄请了一次医，又免去了他三年来一大半的租，老黄还是病死了。
老黄家只有一个瞎眼老娘，和一个残疾的儿子，一个小女儿。女学租给他家的地，就没人种了，总收不上租子。
一年也就罢了，两年，三年，总是连一成的租子都交不上来，反而要靠女学接济。
女学不是善堂。没人能种地，就只好把地收回来，另派佃户了。
近年天灾人祸，很多人没了土地，愿意交更多租子租地种的佃户也是有的。
仕绅佃户，谁不说女学慈怜。就连老黄的瞎眼老娘，也只说女学的好。
要是那些土豪劣绅，一定会逼他交足租子，就早早就辞了他，哪里还会又给他药钱，又减租三年。
也是苍天不公，谁叫老黄命不好，竟然得了大肚子病。
不过，虽然如此。那时候，我总觉得有哪里不足，只是说不上来。
……
一路上先是马车，轮船，最后是驴车，走走停停，我把回忆梳理到不知第几次的时候，终于快到了小妹妹的婆家。
我的小妹妹，叫做“桃儿”。
在更早一些，老黄的事发生的一年之前，也就是我十三岁的时候，我父亲腆着脸上了女学的门，说已将我许配给了一户县里的有钱人家的独生子，想将我接回去完婚。忻姑不答应，父亲竟叫了几个流氓做打手，动手动脚，要将我强行劫回去。
忻姑怒极，最后是不顾骨肉之情，拿出枪，才逼得那些人离开。
后来打听，才知道父亲做生意亏空，那个总是跟着他做生意的姨娘卷款和别的男人跑了。正巧那户和父亲有过生意往来的有钱人家，病怏怏的独生子眼看快咽气了，他家想要一个童媳妇冲喜。父亲就打起了我的主意。
原本忻姑还指望革命成功之后，过得几年，带着我回家去长住。被父亲这么一闹，忻姑再也没有这个念头了。
只是几个月后，到了秋天，祖母去世了，我们不得不回去奔丧。
家里的老宅陈旧破败了不少，仆人也少了。
父亲这些年行商，先是经营丝绸，后又摆弄杂货，却都遭洋布洋货冲击。洋货越是便宜好使，如父亲这样的做国货的商人的生意便日亏一日。幸好家里还有祖传的良田，算是仕绅之家，靠收租子也能勉强维持。实在不行，退居乡下，做个田舍翁也使得。
弟弟尚且还好，任凭父亲再怎么折腾，他终归是个男孩儿，读书在外，一向成绩不错，再怎么败落，也依旧是个少爷模样。
只是小了我九岁的小妹妹，却裹起脚来了！
忻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