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婆叫陈碧桥，我俩从小就认识，住一个村的，她在村头，我在村尾，我比她大八岁，我们那边挺穷的，是你想象不到的穷，一年到头连电都通不上，说停就停，我妈肺癌死的，就因为镇上医院设施不够，医生水平也不行，虽然说比村里的卫生院强，但和大城市的三甲医院根本比不了，我眼睁睁看着她咽气的，也许别人觉得我是个特别无情无义心狠手辣的男人，但我非常孝顺，我有什么吃的喝的都第一个想到我父母，我在村里孝顺爹妈无人不知，你们说，当我母亲是以这样方式离开我的，那一刻我多么无助你们知道吗？”
三哥捂着额头，他双肩在颤动，“后来没半年，我父亲查出肝脏硬化，后来转了肝癌，不到三个月就去世了，你们知道怎么去世的吗？是大城市医院里的大夫因为钱不够见死不救的！我记得那个大雨夜，我找村里挨家挨户央求借钱，还卖了家里的牛羊和猪，最后凑了五千块钱，我用平板车推着我父亲到了附近一座大城市，在中心医院，我连饭都不敢吃，我一分钱都没动，大夫说至少要两万块，还不算住院费，只是手术费和医药费，主刀大夫还要红包，不给就不好好给你做，伤口不缝好了，让你感几次染，铁打的也受不住，那时候我只知道生孩的产妇要给红包，沾沾喜气，没想到是个手术就要，那年我才十八岁，我就彻彻底底体验到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我和陈皎自此对望一眼，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三哥说的这年代，大约在八十年代末，那时候人们还没现在这么精明算计，坏的彻底，本身比较单纯，却也有太多狼心狗肺的人，大部分医生大夫都是白衣天使，这不假，可现在越来越多的白衣天使变成了黑心肝，病人手术看病递红包成了一种趋势，不给就对你不上心，谁愿意看病还留个后顾之忧呢？所以只好勒紧了裤腰带挤出来那点红包钱，少了大夫看不起，多了自己吃不消，这二三十年的发展，看病已经不只是贵了，还让人寒心。
一个才刚成年，大部分还在高中校园内上学在温室内成长的年纪，却已经眼睁睁因为社会的冷漠和人性的扭曲而失去了父母双亲，换做任何人，恐怕都无法做到不扭曲，不疯狂，不怨恨。
人之初，性本善。
我办案和辩护的原理，大多是在考虑这一点。
很多情况下，人没有好坏之分，好人不会完全从头到尾都好，但坏人也不是一辈子就没做过好事，许多在人民国家危难时期捐款的还有小偷和骗子，也有曾经前科累累洗心革面的人，但好人就一定会在这个关头出一份力吗？
明星和官员，还有老板和富二代，本质意义上，他们给人的面孔都是白的，是好的，是正面的，但他们的奢侈生活和本身对于这个社会的付出，根本不成正比。
许多人就是这样被逼急的。
当我们质疑别人人性的扭曲，却要在这时候权衡一下社会大背景，它是否给了人太多无情冷漠的一面，才将这群性本善的造物主的产物变成了一个麻木的阴险的工具。
三哥将吸完的烟蒂扔在脚下，狠狠踩灭。
“那五千块钱，全都用在住院和吃药上了，药也不是好的，好的吃不起，大夫和护士一次又一次的催促，让我们补齐手术费就给开刀，切除一半的肝脏，我给院长和主任跪下，说先救我父亲，我以后打工慢慢还，我不是不认帐的人，他们都不听，说没钱治病的太多了，难道我们都要一一救济吗？医院也要赚钱盈利，不是慈善场所，要都这样开下去，全都赔死了。”
三哥说到这里满眼都是猩红和恨意，“我父亲去世了，因为没钱手术，就这么活活被熬死了，到最后他们连太平间都不肯给个位置，因为我身无分文，给了我一个白色被单，我将父亲裹住，从医院里扛出来，那一刻我告诉自己，我要赚好多钱，哪怕去偷去抢，也要，这些大夫都是女人多，我就玩儿死女人，坑死女人，我能祸害几个就祸害几个，保不齐会碰到那种家里都是混蛋的，我就赚了，我也让她们痛苦一下，死爹死妈我没能力做到，但最起码，我要让他们感受一下女儿被人糟蹋了滋味。我二十二岁那年，变卖了家里唯一一间平房和几亩地，给了村里最富有的一家，那拿到了三千块钱。我南上到丽江那一带，想去打工，广东上海自然发达，但我觉得自己没学历没背景，又是穷乡僻壤里出来的，没人看得起，恐怕被骗了钱就麻烦了，我就退而求其次，到南方其他没那么发达的城市，人也没那么精明，不至于坑了我。当时，我虽然满腔恨意，可我还狠单纯，毕竟在乡下那种穷地方活了二十多年没见过世面，我就像土鳖一样，被人嘲笑和挖苦，谁也看不起我。”
我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能预测到后续剧情了。
果然，三哥在这个时候，恰好遇到了也是承受不住那份苦日子，想看看外面的精彩世界，同样南上讨生活的三嫂，陈碧桥。
这名字还挺好听的。
陈碧桥只有十四岁，但是长得非常漂亮，颇有几分大美人的模子，而且很成熟，大约也是被残酷现实历练的，没有大都市女孩的娇气和天真，按说这属于童工，但她很幸运，才到陌生城市的第二天，就在火车站门口遇到了三哥，他正蹲在路边立了一个牌子，是专门给居民做上门擦窗户打扫卫生之类工作的临时工。
两个人都是老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