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钱没我感觉的那么多，自己回去查吧。
杨捕头对这笔“巨款”并没有推辞，接过后只说了句：“够朋友。杨某如能重新出头，自会回报大人的。”
这我相信，不花言巧语、信誓旦旦的人，才是实在可靠的人。
我又像来时一样，悄悄潜回原来那条街，在茶馆里找到两个喝茶的轿夫，说了句：“回去吧。”又扔了块兜里剩下的碎银子，跟茶博士说了句：“剩下的存在这儿吧。”帮轿夫结了账，在感谢声中走了出去。
坐在轿子上，我还在回味着刚才的事。
过去，因为工作需要，我请客送礼的事没少干，虽然心里边讨厌，但并不担忧自己把这里的风气给带坏了，因为此地模拟的就是万恶的封建社会，自来就行贿受贿成风，我是入乡随俗。
就像那些跨国集团公司一到中国落户，也自然地搞起了咱国内那一套请客送礼风一样。
但这回，我再想那样用银子打点，帮杨捕头官复原位就不行了，人家正提防我们呢，定会对被资助的杨捕头起疑，反而害了他。
我偶然间灵机一动，想到把钱交给他，让他自己送，我既避免了做不喜欢做的事，不用脏自己的手，又照样帮了捕头，可称“曲线行贿”，或叫“diy（自助）行贿”。
对此很有创意的“行贿”，我颇为得意，这方法很巧妙嘛。
回到客栈，我坐下来在纸上核算了下，原来我并不是丢了钱，而是近些天没有收到按天拨给我的活动经费。
细算了下，原来是从柴菲上任后就开始不再给了。
我决定马上就出去问个明白。没经费了，你让我在这里面搞情报，搞毛线啊？
老兔坐在老贾原来那张办公桌后，皮笑肉不笑地对我说：“老晨（他原来称我晨老师的）啊，这事真不是我克扣你。柴总和我说过了，将原来的支出一律冻结，等他批了后才行。你去找找他吧，有他的话，我还能为难你么？对了，还会把原来那些天的再补上的。”
我也料到他不是那种有自己主见的人，便说：“我就是找你问下情况的，并不是怪你。我在里面没经费，真的是寸步难行啊。以前，老one——老贾对我的工作还是大力支持的，希望今后咱们也好好配合。”
他连连点头，说：“领导要是有话，那还用说么？当然要好好配合了，应该的。”
哼，到他这里好好配合可就有条件了：以领导旨意为准，不像老贾凭信任，感情。
柴菲坐在钱智商原来的那张大办公桌后的老板椅上，很客气地站起身来迎接我。
我刚讲了个头儿，他便说：“好了，晨老师（他倒不像老兔，对我的称呼没变），不用再说了。”马上就拿起电话打给老兔，让还照原来的样子给我拨经费。
放下电话，他亲切地说：“看见了吧，我对你的工作还是大力支持的，原来冻结，不是特意针对你的。你要是早来找我，也早就完事了。今后有什么事，你勤找我协调。”
我心里可明镜似的，公司的员工中，也只有导游部的人有虚拟货币补贴，而我是个大头，无缘无故地忽然给冻结，而且根本不告诉你，等你知道后又必须来跟他打招呼才能解冻，这不就是要抹掉前任钱智商的痕迹，盖上你的印章，让人来领你的情，承认你的领导地位么？
我淡淡地说：“需要的事，我当然会来找领导协调的。对了，那个要配的人员，你们研究得怎么样了？”
柴菲摇摇头，还轻叹了一口气，说：“哎呀，这事——晨老师，真的不太好办啊，你也知道的，各部人员都很紧张，再说他们在岗位上也都相当熟练了，人家也不愿放啊。我又新上来，不好硬调的。再等等吧，容我想想法子。其实，你晨老师能力超强，独当一面，不会有多大影响的。哈哈。”
我很惊奇，他虽然刚上任，可打起这套官僚主义“哈哈”也这么熟练。不过，我原来对此也没抱多大希望，这回更看透了，他对我这摊事其实没太当回事，所以也不失望。
也再没什么事好“协调”的了，我正准备离开，他忽然又对我说：“喂，晨老师，是你给总公司写了个证明材料？”
我没想到他会问我这个。
是的，那天进去后找到了收条，后来又照上相传出来，晚上我就在宿舍里写了个材料，附上了打印的收条照片。虽然明知不会有什么作用，还是给总公司寄去了，写明领导亲收。
我在北京的报社时，也没少见到上访的人，那证明材料一口袋一口袋的，对解决问题也没啥用，才把最后一点希望寄托到媒体的。这回，我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做良心上应该做的事，不管结果如何。
我反问他：“是的。你怎么知道的？”
他又反问我：“你怎么知道钱智商是因为那个事被查的？”
我自然不能把小苍给供出来，便半开玩笑似地说：“对我这个搞情报的，这还不容易？那天戚副总讲话，我就想到这件事了。还是我提了那三条处理方式的，钱总选了最轻的赔款。要是他该查，那我岂不是更得查、更得处分？所以我就写了那个材料，说明事情的具体经过。对了，那天你不是也在场，还主张要狠罚，说他们有的是钱。”
他脸上颇不自然（这更证实了我的推测，他大概还没修炼到能完全掩饰自已的更高级别）说：“晨老师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