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分公司在北京办理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以后，何玲代表公司与当地税务部门积极进行了沟通，基本确定了交税的办法。 内容是：分配给农民的房屋同意公司的作法，每户只能一套。如果农民分配“悬浮房屋”以后，将自己原来的宅基地房子拆除，恢复成耕地仍归自己耕种的，新分配的房屋不上税，如果原来的宅基地还存在，必须交纳除工地费外所有的税种。对于向社会群众销售的“悬浮房屋”可以按公司的规定执行，但必须交纳除工地费外的所有税种，这与社会商品房是一样的。北京分公司自己留用的房屋，不管是作办公用途或职工住房，都视作向社会群众销售一样，交纳所有的税费。
这样除了税收和房屋建筑的各种市政配套费用，几乎比“杨庄悬浮社区”高出了一倍左右。分公司内部又进行了精打细算的核算，最后基本确定了每平方米4150元（不包括四合院）。
“悬浮世界网站”正式公布了“北京大兴悬浮社区”成本和税费构成的明细表，同时说明了5营业额改作税前利润收入的作法。并且再次重申公司将“悬浮房屋”作为社会公共产品的理念不变，为广大群众都能轻松拥有一套住房的宗旨永远不变。北京地区以后的群众购房条件和办法，与过去一样不变。
这一次又引起北京社会的轰动。
其实不管是农民还是够条件想买房子的低收入者，把四千多元一平方米的价格就根本没有看在眼里，因为这与北京现在商品房动辄好几万的高价，这点钱就是毛毛雨！农民算了这样一笔帐，如果一套房屋作为农家乐或办个小旅馆，一个月的收入就几万块钱，这不是天上丢馅饼的好事吗？看一看杨庄现在的情况，哪一家晚上的房客不是爆满？因为房子一晚比城里的宾馆价格低了一半，谁不愿意省些钱？旅游的，看病的，开会的，上学的，人太多了往往还要排队。所以北京地区的农民强烈要求盖“悬浮房屋”，为此与王强他们联系的托关系的挤破了门。
符合条件买房的社会群众，那就更不用说了，大家戏谑摇上号买到房就跟中了彩票大奖。不过群众有希望的事，“悬浮房屋”盖得越多越能买上。这两种社会群体，是“悬浮房屋”事业最大的支持者。
社会销售的办法正式公布后，这些天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这件事。
许多人想通过其它办法分配到房屋，通过职工拉关系或给分公司领导请客送礼的办法，但是向群众公开销售的房屋，都是通过总部的网站报名，摇号过程也是通过公证处的监督下进行的，这样就杜绝了歪门斜道的发生。
而难的是各地方农村要求上项目，这让王强几个领导左右为难，他们希望总部执定一个具体的操作办法。
对于市场影响最大的是现有房地产的开发，自从杨庄社区销售后，商品房的销售价格就开始下滑，销售量明显萎缩。这样同时影响到关联企业的生产，也影响到北京市的财政收入。可是“悬浮房屋”解决了群众的住房问题，特别是盖房的农民经济收入大幅增加，同时“悬浮房屋”地面的农作物产量都增加了，如果大面积盖呢？后果怎么样自然引起政府和群众的种种联想。
许多有房的居民担心房屋价格大幅下降，自己的房屋价值也跟着下滑怎么办？心大的人想管它呢，房价高也罢，低也罢，反正自己也不买，有个地方住也一样。可是买了几套房的人就发愁了，卖吧肯定亏钱，租吧，以后人们都有了房子，谁来租房呢？这坐着吃房租的好日子恐怕没有了，这些人当然反对了。还有靠买卖房屋投机的人，也担心以后没了市场。
这种局面也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关，现在的房地产毕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同时人们也走惯了这条经济发展的老路，连世界许多国家都是这样，尽管这条房地产发展的路子也遭到不少人的反对，可是新的路在哪里？谁也不清楚，现在冒出个“悬浮房屋”，它真的能代替现在的房地产吗？谁也给不了一个答案，只好边走边看了。
高兴的，不满的，反对的，自然要发声，所以社会议论纷纷也很正常。
不过说是说，反对归反对，从此以后“悬浮房屋”在北京落了根，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也成了现实。
就在三个大项目，以半年半年的节奏推向市场的时候，总公司对各个大城市以后确定项目作出了一些原则的规定。一是为了形成规模效应，优先在原项目的基础上扩建。二是照顾城市不同地区群众的需要，在城市的四面布局。三是为了满足群众上班的需要，优先选择在地铁线上建房，解决住户出行的方便。四是在有条件的地方，大量集中建设形成环境生态区。
有了这么几个原则，各分公司也便于操作，但是建设的决定权还是各分公司掌握执行。
很快这个原则就被杨勇和甘秦阳他们知道了，所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们围着王强几个领导开始不断的作工作。王强被他们缠不过，又是北京引入者，又是老熟人，只好说：“好吧，我们哪天开会先研究你们的申请。”
杨勇和甘秦扬商量，咱们还是得再把扩建的方案和合作的几个村子好好商量一下，熟人归熟人，最后还是要公事公办。于是他俩就和周围合作的村子领导协商修改方案，这件事让海淀区的领导知道了，他们认为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