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刘厚的一系列安排（当然，其实刘厚只是提出意见，具体去执行的还是郭攸之），现在在北方形成了一个由鲜卑人组成的庞大的修路集团。第一师俘虏的十几万鲜卑百姓负责开采、生产修路所用的原材料，第二师俘虏的五万鲜卑青壮则负责铺筑公路。
这些鲜卑人是被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进行劳动的，否则如果让他们聚集在一起，人口多达二十万那就实在太危险了。再加上在北线战场上还有五万素利部的鲜卑骑兵，如果这些人都串联在一起，的确可以掀起一场不小的祸乱，所以，必要的预防措施还是要做的。
这些预防措施也牵扯了军大量的兵力。例如第一师俘虏的十几万鲜卑百姓，就牵扯了第一师一个旅的兵力。第二师也出动了一个旅去看管他们俘虏的五万人，他们俘虏的人数虽然比第一师俘虏的少很多，但这五万人都是青壮，战斗力比第一师俘虏的十几万老弱病残要强得多，所以，他们虽然出动的一个旅的兵力还是显得捉襟见肘。
这样一来，这次分别在北线和东线参与围剿魏国的第一、第二师其实都分别只有两个旅的兵力，战斗力大受影响，不过幸好，第一师还有五万鲜卑骑兵协助，第二师也还有第三师帮忙，刘厚认为，他们对付已经被打残了的魏国应该问题不大。
歌曰：“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河上走……”在一个滴水成冰的隆冬之日，北线部队出手了，他们的出手拉开了伐魏战役的序幕。
北国之冬，寒风凛冽，吹得战旗猎猎作响，地上铺了一层厚厚的雪花，整个世界银装素裹非常美丽。关键是，黄河已经彻底冰冻，五万鲜卑骑兵和第一师的两个旅骑着战马，踏着被冻成厚厚坚冰的河面，分批渡过了黄河，进入河套地区。
河套地区是指黄河“几”字弯和其周边流域。原本为匈奴的地盘，公元前127年，汉武帝派卫青出云中击败匈奴的楼烦、白羊二王，占领了这里，并筑城以屯田、养马，作为防御和进攻匈奴的基地。
在汉朝时，这里包括了朔方、五原、西河云中郡和定襄郡，以及北地、上郡的北部，为古都长安北方的藩篱。
当时的人们引黄河灌溉，使得当地农业、畜牧业迅速发展，经济繁荣。俗语说：“黄河百害，唯富一套”、“天下黄河富河套，富了前套富后套”，可见这里的确是个得天独厚的地方。
到了东汉时，归附汉朝的匈奴人被安置在河套，所以河套是个羌胡汉杂居之地，民族成分复杂自然也导致了这里的势力错综复杂。汉末大乱后，中原皇朝逐渐失去了对这个地区的掌控。
到了这个魏国临近崩溃的时候，魏（汉人）、匈奴（胡人）、羌人三种势力在这里争斗不休，又纠缠不清，形成很复杂的局面。而汉军的到来，无疑一石激起千层浪，使原本就复杂无比的局面变的更复杂。
不过这种复杂的局面对汉军来说无疑是有利的。越是混乱的局面，越有利于浑水摸鱼，如果这里是铁板一块，那汉军恐怕要先在这里大战一场，才能放心南下关中了。
事实上，在汉军大军出发前，已经有无数使者、“中情局”特工进入河套地区，游走于各个汉人势力和胡人、羌人的部落间，收买、利诱、威迫、暗杀这些部落的酋长，为大部队的到来做准备。
上面说过，这里存在三种势力，之所以说是三“种”而不说是三“股”势力，是因为，如果以人种来划分，可以分成汉人、胡人和羌人三种势力，但是，这三种势力都不是铁板一块。
除了汉人势力是表面上以魏国朝廷为共主外，胡人和羌人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各个大大小小的部落互相之间既有联盟，也有敌对，用一盘散沙来形容都不足以完全解释这种状况。
其实就算是汉人各势力间，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原本都是魏国的地方势力，但是现在魏国朝廷已经岌岌可危，对这些地方势力也就谈不上什么控制力了。现在这些汉人势力中还有多少是忠于魏国朝廷的已经很难说。
这种情况下，刘厚派出去的使者和“中情局”特工就有了用武之地。收买、利诱是针对那些可以被收买、利诱的酋长或地方官，给他们许以好处，或钱财、或粮食、或地盘、或官位，总之无所不用其极，尽量拉拢、收买这些人，让他们为汉军的到来行方便。
所谓的行方便包括让开道路，提供战马需要的草料、大部队食用的肉食、粮食还有不找大部队的麻烦。汉军这次出动了约七万人，加上二十万匹战马，人吃马嚼的，每日消耗的粮草数量非常惊人。
汉军每人只带了十天的粮食，战马用的草料却是少之又少。粮食勉强够吃，但是草料必须要在途中得到补充才能到达长安。由于迅速行军的需要，无法~像过往那样，靠着车队运载粮草进行补充，那唯一的办法就是走到那吃到那了。军事上对这种办法有个很好听的词汇，叫“因粮于敌”。
意思就是在敌人的地盘上“因粮”。怎么“因粮”？当然就是抢了，难道还要掏钱买吗？这是草原民族最喜欢干的事情，也是他们经常干的事情。
但是，汉军在河套地区却不能那么做，因为河套的各个势力，严格来说不算是敌人，他们应该是属于可以争取的对象，用时髦点的话来说，他们是属于“统一战线”工作的对象。
所以，汉军需要用上述的各种利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