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吉停了一下，他在考虑战斗的严肃性。但这种事对日本人来说委实是十分难堪的。没容他考虑成熟，布鲁克斯就催促了。于是便有了下面的一段话，由于细节的生动及与法庭庄重气氛的不谐，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马吉说：“一天夜里，一个日本兵竟三次闯进我的住宅。他的目的是想**藏在我家里的一个小女孩，另外就是偷一点东西。他进来一次，我就大声斥责一次，但每次他都要偷点东西走。为了满足他的**，最后一次，我故意让他在衣服口袋中掏去了仅有的6o元纸币。他得到了这笔钱后，便满足和感谢了我，然后一溜烟似地从我家的后门窜出去了。”
二十天里唯一的一次，审判席上的法官和旁听席上的群众哄堂大笑起来。如同一个小丑在一出小小的正剧里掉了出来，演出了一幕滑稽戏。连被告席上的战犯们也失声笑了出来。但他们张开的嘴巴里像被塞进了一撮猪毛，随着吃吃的笑声往里走。这是魔鬼的笑，像哭。
检察方面的证人证词和各种材料堆起来有一尺多高。在中国驻日本占领军事家的压力之下，日本的广播电台每晚穿插着音乐，向日本人民播送关于南京暴行的《这就是真相》的专题。中外证人的口头证言及检察与被告双方的对质辩难常常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法官席在认真倾听。旁听席的上千人屏住呼吸聆听。被告席也在阴郁的气氛中仔细地听着。
英国人罗伦斯和中国证人尚德义、伍长德、陈福宝……站到了证人席上。他们庄严地向法庭宣誓，他们陈述的都是事实。被称为“日本通”的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德士站到了证人席上，陈述着他目击的凄惨情景：
“日军进城后的几天间，我家附近的马路上被他们射杀了无数平民，尸体比比皆是。
“一大群中国士兵在城外就投降了，被解除了武装，三天后被日军的机枪扫射死了。
“我的朋友亲眼见到一个中国妇女被17个日本兵**，九岁的女孩和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也被**了……”
当时的南京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人拉贝先生虽然受法庭邀请来到了东京，但是因为在德国期间，身体非常不好，无法直接出庭作证，所以，向法庭提交了他在南京期间的日记。法庭接受了他的日记，作为书面证词。
这位富有人类良知的前纳粹党员在日记里描述了他在南京的所见所闻。
“日本人每1o人～2o人组成一个小分队，他们在城市中穿行，把商店洗劫一空。
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我是无法相信的。他们砸开店铺的门窗，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估计可能是因为他们缺乏食物。我亲眼目睹了德国基斯林糕饼店被他们洗劫一空。
黑姆佩尔的饭店也被砸开了，中山路和太平路上的几乎每一家店铺都是如此。一些日本士兵成箱成箱地拖走掠夺来的物品，还有一些士兵征用了人力车，用来将掠夺的物品运到安全的地方。
我们和福斯特先生去看了他的圣公会在太平路上的英国教堂。教堂旁边有几所房子，其中有一所被两枚炸弹击中。这些房子都被砸开并洗劫一空。几个日本士兵正打算拿走福斯特的自行车，见到福斯特和我们，他们楞住了，随后便迅溜走了。”
“我们拦住了一个日本巡逻队，向他们指出这里是美国入的地盘，请他们让抢劫的人离开这个地方。他们只是笑笑，并不理睬我们。我们遇见了一队约2oo名中国工人，日本士兵将他们从难民区中挑选出来，捆绑着将他们赶走。我们的各种抗议都没有结果。我们安置了大约1ooo名中国士兵在司法部大楼里，约有4oo人～5oo人被捆绑着从那里强行拖走。我们估计他们是被枪毙了，因为我们听见了各种不同的机关枪扫射声。我们被这种做法惊呆了。”
“在我们总部的院子里，有7个重伤员已经躺了好几个小时，他们最后终于被救护车送到了鼓楼医院。重伤员中有一个约1o岁的男孩，他的小腿被子弹击中，连出呻吟的气力都没有了。”
“我错过了约定的下午察看时间，因为一队日本士兵要带走一部分已经放下武器逃到我们安全区的原中国士兵。我以德国人的身份向他们担保，这些难民已经不会再战斗，应将他们释放。我刚回到委员会总部还没进办公室，杂工就告诉了我们一个不好的消息，日本人又回来将所有13oo名难民捆绑起来。我、斯迈思和米尔斯3人试图再次将这批人解救下来，但是白费口舌。大约1oo名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将这批人围起来，捆绑着拖走，准备拉出去枪毙。我和斯迈思又一次开车去找日本大使馆参赞福田，替这批人求情。福田答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办，但是希望渺茫。”
“第二区的6名街道清扫工在他们位于鼓楼的住所里被闯进的日本士兵杀害，另外一名清扫工被刺刀严重刺伤，日本士兵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如上所述，这些人是我们安全区的雇员。”
“12月15日夜晚，7个日本士兵闯进金陵大学图书馆大楼，拖走7名中国妇女，其中3名妇女被当场**。”
“12月14日夜晚，许多人向我们诉说，日本士兵闯进中国居民的房子，**或强行拖走妇女。安全区内由此产生恐慌。昨天数百名妇女搬进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几栋建筑物，我们委员会的3名美国先生昨天夜里整夜守候在学院，保护那里的3ooo名妇女和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