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支小部队的唯一的行动力量就是沈擒龙，但是，这和其他八路军部队一样，真正能够作战的人并不能指挥所有的人员。
在所有这些人员中，几乎所有人的级别都比沈擒龙高，沈擒龙唯一能领导的，大概就是那个小译电员了。
这些人是八路军总部的干部，有些甚至还是北方局的领导，从理论上来说，这些人比省委的政府官员级别还高，很多人都是可以跟中央的领导平级调动的。
沈擒龙跟人家一比，真是云泥之别。
就象过去人说的，人生本来就是无常的，就象风吹落了树上的槐花，落到锦被玉床上的就是阁下你，落到粪坑里边的就是小人我。
沈擒龙能打鬼子，这完全不值一提，八路军里边能打鬼子的人多了，不多你一个，想用这种理由来命令首长，那完全是发疯。
就在下一个月，1942年6月，发生了一个改变共产党军队政委最后决定权的规定的惨痛事件。
在和沈擒龙他们同样的遭遇鬼子“五一大扫荡”的事件中，冀中军区八分区司令员和政委被鬼子一网打尽。
事情的起因就是，在“扫荡”之初，司令员常德善带着队伍先是在根据地的腹心区活动，等到敌人要合围腹心区时，他们又及时跳到了外围地区，躲开了敌人的大合围圈。
可是，为了安排留下部队坚持斗争的指示，常德善司令员和王远音政委来到根据地腹心区的献县西北角，与30团取得了联系。
此时通过敌情侦察和电台联系，探知四周的敌人很可能要合围这一地区，常德善司令员主张不等到明天，立即转移，跳出合围圈。
王远音政委则认为找到30团不容易，主张等到明天见了30团再说。
王远音是学生出身，“一二·九”运动的骨干，抗战爆发后，跑到北平西边参加了游击队。
他很快就提升为路西一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后来到冀中八分区当政委，牺牲的时候也就二十几岁，年轻有为，是个“精明干练、善讲善写”的人。
政委王远音从政治角度考虑，认为敌人一来就转出去，会有不好的反映，不好向群众交代。
双方意见分歧很大，从大约半夜11点钟一直说到了2点钟，最后司令员尊重了政委的意见。
他们两个带着部队在2点钟出发，走了一个多小时，就到了雪村。
部队进庄后，首长们也刚进屋，就有侦察员跑来报告，敌人汽车纵队正向雪村一带压过来，包围圈已经形成。
司令员常德善英勇反击，身上中了二十七颗子弹，只太阳穴部位就有三处。
常德善牺牲后不久，政委王远音因腿部负伤，行动困难，也用手枪自杀了。
后来那些幸存的部下说，政委王远音缺乏军事知识，说他“一点知识没有，当时主力向外转，他往里跳”。
这么高级别的司令员，牺牲的当然有，但司令员、政委两个死在一块，在一次战斗中同时阵亡的，从前恐怕未有。
这件事甚至惊动了毛泽东、中央军委，1942年9月1日，中央军委为此作出决定：改变部队中政委最后决定权的规定，在战争中的军事行动，统一由部队军事首长最后决定。
但是这时八路军里边还没有宣布这样的决定，而且沈擒龙也不是跟人家政治干部平级的首长，在这支小队伍里边，沈擒龙跟人家首长们根本说不上话。
要说怎么打仗，根本轮不着他小兵沈擒龙。
其实这时八路军共产党里边的干部的架子还不算太大，级别问题还在其次。
重要的问题是应该怎么打鬼子的观念。
这些人认为，八路军应当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夜间行动。
而沈擒龙则认为，他们应当根据眼前的特殊情况，利用能够争取的一切时间，尽快跑出鬼子的包围圈。
沈擒龙说：“我看咱们还是别停下，这儿的鬼子虽然少了，可是这还是鬼子的重点搜索区域。这儿有路，路上的鬼子皮鞋印还是很多，说明这儿附近还是有鬼子。咱们穿着鬼子的军服，鬼子暂时不会怀疑咱们，等到他们发觉有问题，开始追查的时候，咱们已经远走高飞了！”
可是这些人纷纷说不会，休息一下，隐蔽起来，没有问题。
沈擒龙看这些人，大概是嫌走得太累了，跑了几个小时都没有看到鬼子，他们觉得已经太平了，想要休息了。
沈擒龙心想，我比你们还累呢！
我一个人跑前跑后，一会侦察敌情，一会杀人，一会又要搀扶走路慢的人，我自己走路都费劲，我还得帮别人！
可是什么苦了，累了，跟没命比，不是更轻松吗？
这些八路军干部在被鬼子逮捕的时候，也全都不投降，就让鬼子那么杀害了，可是，之前很多人却因为不肯多跑一阵路，逃出鬼子的包围圈，让鬼子抓住了。
不怕死，却怕苦，人可真是一个奇妙的动物。
按照民主原则，沈擒龙是一票，其他人是十多票，少数服从多数，沈擒龙得听大伙的。
沈擒龙看看这个形势，仍然心存侥幸地对那个组织部的科长说：“首长，鬼子正在大规模搜山，危险就在眼前啊！咱们还是先走的好！”
那个科长看看沈擒龙，又看看旁边的那些干部，两边的人都眼巴巴地看着他，等着他支持自己的意见。
首长到底是有领导能力，他马上说：“好，那么咱们就再等等，看看再说。”
两边的人都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