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民国时期，随着帮会组织之膨胀及势力之增长，军警入帮的越来越多，按照帮规，凡出了事情，在帮的军警负有通风报信的责任。
这样，帮会徒众犯下盗案、命案、赌案或其他案件，被警厅、捕房追捕时，因有在帮军警通风报信，作案者轻易就能逃脱，等到军警虚张声势列队而至，罪犯早已不知去向了。
所以后来在视中经常看到的走江湖拜码头的事情在当时是真实出现的。(
帮会的流氓要开作案，会先通知在帮的军警，协商妥当以后再去作案。
如果是外来的帮徒要在本码头作案，必须先投帖求见本地在帮的军警头目，陈明来意，先挂上号。
结果本来应当保护市民的军警对于挂号的罪犯，不但不去捉拿，反而按照帮规供其食宿，并且告知本地情形，比如谁家可以偷盗，谁家可以绑票，谁家势力大断断不可惊动，等等。
外地的罪犯得到军警人员的通风报信，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于当晚行事。
第二天大早，必然会传出骇人听闻的巨大消息：某个大户人家巨款被盗，某某富商家珍宝被窃，或者什么亿万富翁家里发生灭门惨案。
受害者当然要向警察报案，可是，普通老百姓，哪知道盗贼就藏在军警家里呢！
当然，既然兵匪一家，事过之后，赃物当然也要按规矩跟警察分成，这就是警察充当保护伞的目的。
当然，少数受害者也许是有点社会名气或者势力的人物，就是什么外地投资的或者什么教授之类的有虚名的人物，这些人不是体制内部的人，不懂规矩，硬是不肯了结，用什么势力压下来坚持要破案，那也有办法对付。
办法就是与窃贼商量，花点钱叫一些无名小卒级别的小混混出来顶替别人的罪名。
这些可笑的小卒子到案后，只要承认一点犯罪事实就能过关。
如果受害者还有点犯倔，坚持要找到全部赃物，顶罪的就回答，这案子是几个人一起作的，他们早已逃跑了，我得的就这么一点。
于是警察就叫受害者将这点赃物领去，判这个顶罪的一年半载的徒刑，案子就算破了。
军警于是立功受奖，而真正的犯案者安然无恙，不但成了亿万富翁，而且会成为社会名流。
帮会的上层分子不仅与警察等等势力勾结，而且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的情况下，置民族气节于不顾，与日本鬼子互相勾结，互相利用。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沈擒龙他们就曾经打掉一伙用宗教为日本特务机关服务，诱骗老百姓财物的假道士。
而其他大流氓则更加可恨，1939年前后，在日本特务机关授意下，和杜月笙齐名的大流氓张啸林，组织了一个叫“新亚和平促进会”的组织，带着他手下的流氓为日本军队收购和运销急需的煤炭、大米和棉花等重要物资，在军需品的补给上为日本主子效劳。
而他又可以在鬼子的庇护下，更加肆无忌惮地贩毒，开赌场，乘机大发国难财。
因此，当时的社会上兵匪一家，相互勾结，罪犯都是有恃无恐，肆无忌惮的。
那个欺骗的沈擒龙和李骥的划船的，就是一个参加了帮会的流氓。
虽然他本身没有什么大名头，但是他也是这罪恶的黑蜘蛛网中的一个环节。
沈擒龙没想到，从一个小划船的身上，能够牵扯出这么复杂的社会背景。
这个出卖沈擒龙和李骥的家伙虽然自己不是什么帮会头目，但是他平时也是仗着帮会势力，敲诈游客、欺压同行，不是什么好东西。
怪不得他毫不犹豫地就把沈擒龙和李骥出卖了。
可怜沈擒龙李骥大江大河闯过多少，差一点就小河沟里边翻了船。
沈擒龙一边听这个船夫讲述那个流氓的背景，一边点头笑道：“有意思，！”
这时，李骥从那边走过来。
李骥当然也是寻人的好手，他很快也打听到了那个流氓的事情，来通知沈擒龙一起行动。
李骥一看沈擒龙跟人家那个船夫聊天聊得热火朝天的，心里有气，就说道：“我说，是不是忘了你是来干什么的了，真当自己是游客啦？还在这儿聊上了！听到什么风景的典故啦？”
沈擒龙笑着说：“确实听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怎么，你找到他了？”
李骥朝远处一指说：“有人看见，他到那边去了。”
敲诈也是职业，也得天天来上班，这天那个流氓也准时到场了。
沈擒龙对那个划船的说：“得，朋友，送我们过去。”
那个船夫不住地摇头：“先生，可真是不行啊，如果我把你们送过去，你们打了他走了，完了他就得找我算帐了。我可还有老婆孩子啊！”
李骥狞笑着说：“放心，他不能找你的麻烦了。”
沈擒龙也说：“你不用把我们送到他面前去，只要到那边的岸边上就行了。完了我们办完事，他绝对不知道是你送我们过去的。”
那个船夫让这些帮会流氓吓出了毛病，说死也不敢送沈擒龙他们。
这时沈擒龙和李骥的处境非常尴尬。
他们既不能说自己是打汉奸的，也不能老是用特务的身份给自己打掩护。
因为他们要是老用特务的身份，通常的杀人也是大案，虽然不会受到惩罚，但是要是给别人留下印象，让别人记住他们的样子，最后把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