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情况惨不忍睹，中巴车被掀掉了顶盖，公路四周落满残缺的肢体，树枝上挂满肉泥，空气中飘浮着浓浓的血腥味。现场用红线圈起，公安人员在红线里勘查，测绘现场，收集证据，把死者的尸体逐一拣拾归拢起来。得到消息赶来的死者家属被阻拦在阻离带之外，呼天撞地。山风为之呼号悲泣。
韩江林他们到达现场不久，省市领导相继到达现场，指挥现场勘查抢救，随后到医院探望幸存者。
随后，省市县sān_jí领导紧急召开简短的内部情况通报会，听取省公安厅的爆炸刑侦专家介绍现在勘查情况通报。造成这起重大灾难的起因非常简单，初步结论是私营煤矿老板杨洪英搭车下南江时，私自携带了二十公斤的土制炸药，途中剧烈摩擦发生爆炸。
分管副省长邓洪涛讲话，以事故领导小组总指挥长的名义，就现场抢险、抢救伤员、安抚死者家属、现场调查、查处事故责任人等发表了重要讲话，进一步要求县里进行一次全面的安全生产大检查，排查事故隐患，防止类似事情再次发生。
其时，市委廖建国书记已经调任省委宣传部长，已赴中央党校参加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代理市委书记、市长刘玉德则就案件说案件，在发表了一通高屋建瓴的讲话之后，仿佛很随意地提醒下级，任何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要善于通过表象发现后面的深层次原因，就这个案件分析，似乎单纯的安全生产事件，但是，仔细想想就不是那么简单，案件为什么发生在矿产办查处煤矿的特殊时期，为什么中巴车上面坐着我们的三名矿管办干部，煤矿老板还敢于携带严禁携带的易爆的土制炸药上车？会不会是精心设的专门针对矿管办干部报复伤害案件？
韩江林越听心里越生气，他认为在这起单纯的事故中，根本不可能存在刘玉德所说的险恶目的，他了解杨洪英，为人厚道，心地善良，如果不是为生活所迫，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根本不可能去从事开采煤矿的事情，哪来什么居心叵测？刘玉德的讲话会误导事故领导小组，把事故调查带到沟里去。旁边的屠晋平轻轻舒了一口气，刘玉德的精心点拨已经嵌进了他的心里。
韩江林忽然觉得有些不妙，一个本来的受害者，可能会因为某种政治的目的会背上黑锅，她的家人会同时受到伤害。他想起不久前和杨洪英的最后一次会面，杨洪英提着药炸要到煤矿上去，韩江林本来可以阻止她，也就不会发生今天的惨案。众人命悬一线间，只怪自己当时粗心，只想着人事问题，让事故隐患潜伏下来，以至于命运的死神从他面前溜了过去，造成了重大灾难。他自责，也只能独自吞苦果，因为一旦他说出知情，他会被这一事件拖进水里去，永世不得翻身。
在利益面前，任何人都是渺小的，卑鄙的。把自己与刘玉德做了一番比较后，韩江林得出了这一极端的结论。
事情接下来的发展验证了先前的判断。
省市县sān_jí内部通报会结束，时间已是晚上十点。屠晋平不敢休息，叫办公室通知召开紧急常委会，要求纪委、公、检、法和县安全生产管理局的领导列席，研究案件的相关问题。
在灾难面前，人们总是表现出比平时更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规定的时间内，所有与会人员准点到达。屠晋平以沉痛的语气概要介绍了情况，并与天然林事件做了比较，说，这次爆炸事件的严重性比天然林事件有过之而无不及，天然林事件影响大，但它是一个滥砍乱伐的案件，案件定性准确，性质单纯，我们顶了下来，处理的干部有限，今天发生的这个特大爆炸事故呢？搞得好，它可以定性为一个恶性案件，属于刑事案件，搞不好，它就是一个涉及安全生产的特大事故，既然是事故，必然追查后面的因果，果就是事故造成的重大损失，因呢？在哪里？在我们身上，同志们，为什么会有土制炸药？我们公安机关的爆炸物品的管理职责哪里去了？我们抓安全生产的部门哪里去了？我们公路安全运输的检查责任哪里去了？为什么让爆炸物品出现？为什么被带上了车？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得在在座的各位、在我们身上找原因，搞不好，我们当中一些人得摘乌纱帽，还有可能蹲监狱。
屠晋平用一连串的问题把屋里的气氛压到了一个最低点。公安、安全生产部门的官员面如死灰，用惊恐和绝望的目光不断巡视着常委，如同常委们脸上点燃着最后的希望之灯。屠晋平只是恐吓他们，并没有也不准备抛弃自己的部下。
屠晋平说，大家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坐在同一条船上，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根据有关领导的指示，和目前的调查结果分析，这是一起明显的针对矿管办工作人员的报复性案件，也就是针对国家公务员人员的报复伤害案件。
屠晋平说到这里，稍事停顿，眼睛望着公安局的领导，希望从他们嘴里得到支持的证据。他引用有关领导的指示倒是不必求证的，“有关领导”既是一个泛指的概念，也代表一种权力，因为只有县委书记才有接近有关领导的特权，而其它人是没有这种权力的，没有权力的人自然不可能求证具体是哪一位领导向他作的指示，当然就不敢质疑他引用的“有关领导指示”的权威性。
主管刑侦的王茂林副局长顺着屠晋平的递过来的杆子爬了上去，刚才还失魂落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