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江林飞到深圳等了几天，纪委的同志虽然到了深圳，只是打电话给刘亦文，让他帮助联系深圳一些着名浏览景点的门票。人家没有直接上办事处的门，更没有直接来找他，韩江林白白焦急地等了几天，在他这一方面算是自作多情了，在纪委方面来说，他的那一点破事够不上专门来找他，这对一向自尊和自以为是的韩江林，毫无疑问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以致于让韩江林在几天时间里不停地思索关于纪检工作的形式和方法来。
纪委机构的设置无疑是内部自律的一种方法，属于在机体内部建立了一个清障机制。这种清障机制是内部免疫系统的一部分，它对于生命机体的日常护理，以及对于非致命性质的病菌，无疑具有很大的抵抗力，它在与病毒的抗争中，逐渐建立与病毒变异的形体进行防护的新型免疫系统。但是，无论从生命机体的生存原理，还是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组织的生存法则来说，仅仅依靠内部的免疫系统是无法对生命进行很好的保护，必须建立外部的强大生命支持和保障系统。
在创业阶段，对于一个政权极大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组织自身的纯洁性，即是否具有坚定的政治理想和信念，是否具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性，一个是来自敌对势力。在守业阶段，对一个组织最大的威胁就是腐败。人们常说政治理想和信念等会影响组织的构建，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业已取得政权的组织，内部成员最大的政治就是解决为谁工作、为谁服务的问题，如果仅靠口头上表达的政治理想，或者靠支持上级领导而获得好评，但私下里却大肆贪污公共财富，行贿受贿，这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所谓政治素质，实质上就是对于一个严密组织的解构。如果某一个人对于组织的政治目标和方向提供异议，但能够在服务群众方面廉洁自律、保守高尚的道德情操。他对于组织政治理想的怀疑，并非是政治意识不坚定，而是对于组织发展方向的探索和考量，属于思想前行者的角色，或者他的探索有益于整个组织的不断生存与进步，即或无益于组织的团结，也可以通过一些工作和教育，让他的思想重新回到组织的发展轨道上来。
组织内部人员的贪污腐化则把为百姓服务、为大多数人利益服务的宗旨，变成了为个人服务，这是对组织政治目标和利益原则的直接背叛。贪污和腐败对于一个具有政治理想的组织来说，就是最大的敌人，贪污和腐败组织成员就是无法治愈的癌症。内部免疫系统和清障机制对于癌症的预防和包容，对于生命机体来说，虽然能够延缓生命，同时也有可能造成一种假相，即生命机体通过内部免疫系统的抵抗，同样能够把致命病毒隔离起来，甚至能够战胜它。对内部免疫系统的过度信赖将会造成病毒的肆虐和横行。这样可以解释，为什么纪委机构设置了那么多年，制定了一个又一个的纪律和文件来防止党员的贪污和腐化，但是，新近查处的案子却越来越多，被查处官员的职位越来越高，腐败对社会、对群众的影响越来越大，一度让群众、甚至一些党员干部对纪委这个机构，对于内部自律这种机制产生了怀疑，提出建立一种新型的而非完全内部自律的清障机制。最新章节全文阅读对于一些腐败案件，或者有领导支持的腐败官员，只需要向纪委作某些说明，或者交出了贪污受贿的钱物，就可以继续留任原职，或者暗渡陈仓，调到其它不起眼的职位上。这有点类似于梁山好汉鲁智深，杀了镇关西以后，在社会上呆不下去，后来躲在一个庙里出家当了和尚，社会法律奈何他不得，使得他一个杀人犯居然通过起义造皇帝的反，并在战场上及其它场合一次又一次地大开杀戒，成就了一个好汉的名声。交出了钱物即立地成佛的内部法则，无疑就等于让像鲁智深这样的杀人犯，暂时放下了屠刀，等待有一个适当的时机后，重新拿起另一把屠刀肆意杀人而已。这种对罪犯的宽容实质上就是对法律、对民意赤裸裸的踏践，也是对组织自身的政治理想和信念的玷污。
对贪污等罪犯的宽容，就是对民主、对生命的蔑视，就是对民意的qiáng_jiān。
当韩江林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后，他又处于深深的痛苦之中。他把自己和罗丹的关系拿到道德天秤上称量的时候，一度怀疑起自己是不是患上了贪污犯们同样卑贱的人格分裂症？一方面假装克己复礼、正己利人，大会小会上都在大谈阳光行政、廉洁从政，另一方面在私下里利用职权大肆行贿受贿，进行权钱交易，并视之为理所当然的收益。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进行权钱等犯罪交易的官员，并不认为这是一种犯罪。社会也把权钱交易获得了收益，并由此过上优裕物质生活的官员视为有本事，在心理上不仅认可甚至羡慕犯罪行为，这表明社会价值体系的偏差，表明社会出现了整体性堕落。
纪委的同志通过刘亦文传话，让韩江林坐守办公室，以便随时听候招呼。这种有意透露信息让当事人惊恐不安的策略，是一种惯常用的放风策略，目的在于让被审查者处于心理的自我反省状态。心理素质差的人在这种时候会把罪孽不断地放大，从而结束自己的生命；心理素质好的人则会想出周全的应对策略，有可能规避了对自己的调查。韩江林事先已经做好了妥当的安排，这些天倒是乐得无事，天天坐在办公室里开放着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