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缠绵，这里暂且不表。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第二天，将吕一帆送至客车站，王桥就给司机老赵打了电话。
回到城关镇时，看了办公室的安排表，知道县里没有会，王桥就从镇政府直接来到了青桥村，找山坡上找到正在地里忙活的江老坎，道：“老江，情况怎么样？”
江老坎将锄头扛在肩上，道：“我们把镇里弄的议事规则贴了出来，每个大院子都贴了一份，大家都觉得还可以。但是也有几家钉子户，坚决不出钱修路。”
王桥道：“今天村里是什么安排？”
江老坎道：“走几个钉子户。王镇就在家里坐一会，我把这一块地弄了就下来。”
青桥村以前是蔬菜社，家家户户都是种菜的习惯，江老坎是不脱产的村支书，家里还种了菜，这也是家里重要的收入来源。
“你弄吧，我坐在田坎上抽支烟。”
“王镇，这怎么要得。”
“老江，有什么要不得，我是农民娃儿，没有这么多穷讲究，等会一起见识下钉子户。”
“王镇，你要有思想准备，那些钉子户说话气人得很。”
一个多小时后，王桥和扛着锄头的江老坎一起回到江家，洗手洗脚，喝了杯老荫茶。等到驻村干部王健赶过来以后，他们三人就朝钉子户江红家里走去。
江红这个名字听起来象个婆娘客的名字，名字的主人实则是一个胡子接茬的中年汉子，长得很黑，脸上还有麻子，很有些雄性气息，唯独和“红”字毫不沾边。
江红见到江老坎进院，便道：“叔，你不要来找我。”
青桥村有很多江家人，大家沾亲带故，江红论辈份比江老坎要小一辈。虽然出了五服，按青桥规矩，见面还得叫叔。
江老坎也不急，抽了一张条凳。坐在江红家的坝子里，道：“路是三社的路，三社的人都要交钱，为什么你不交？”
王桥坐在江老坎身边，带了耳朵只是听。
王健主动介绍：“江红。这是我们王镇长。”
如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民种地除了交农业税以及一些费用以后，主要是靠市场吃饭，与镇时关系不大。江红是种菜大户，每天都到场镇卖菜，辛苦是辛苦，赚钱还是不少的。因此，江红认为求不到镇里，对镇长失去了尊敬，更别提服从了。
江红没有停下手里的活计。端了些猪食到猪圈，喂了猪以后，又坐在院子里剖竹子。
王桥寒暄道：“江红，你划竹子做什么？”
江红没有抬头，道：“补罗兜，卖菜的罗兜。”
江老坎道：“江红，你看贴在院子里的议事规则没有？”
江红道：“我不识字。”
江老坎道：“你娃儿乱说，读过初中的人怎么不识字。这次修路县里和镇里都有补助，如果不修，补助就给别人得了。”
江红道：“我不管啥子补助。今年我交了农业税，提留统筹一个不缺，其他钱我都不交。”
王健道：“这是三社的事情，大家都要集点钱。三社有一百五十七户。每家三百块钱，江红，你是三社的种殖大户，又不缺这几个钱。”
江红抬起头，大声道：“你这话我听起来刺耳，我的钱不是大风吹起来的。而是天天早上五点钟起床，用命换来的。王健，我来问你，城里头修路为什么不叫大家集资，都是由国家来投钱，为什么我们农村修路就要大家集资，凭啥子，我们农村人硬是要低人一等。”
“城里和农村不同。”王健一时没有想到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理直气壮的理由，王桥在脑子里思考着如何回答这句话。
说法一，在城市里搞基础设施建设比农村划算。由于城市城人员集中，修一公里路可以为更多人服务，在城里修一条路服务几万人、十几万人，在农村修一条路服务几百人。另外通信线路架设，实际上如果不是国家强制要求，通信公司根本不愿意安到偏僻角落，因为安装费用和使用人数不成比例，很难收回成本，永远是亏本的。
说法二，县里经济不强大，只能满足城里，才能依据财力逐步满足农村。
说法三，还与土地性质有关，在城里修地占用国有土地，在农村修地占用的是集体土地。
王桥在脑子里想起了好几种解释方法。他心里很明白，这些想法放在这个环境里，没有办法说服眼前这个黑脸汉子。
江老坎直截了当地道：“不要扯这些大道理，我就问你一个事，当初河东修路的时候，河西都是出了钱出了力的，为什么河西修路，你们就不出？”
江红道：“又不是我喊他们出钱出人。反正说破大天，我就是不出。”
王健到这里走了三次，每次都陷入到了斗嘴的境地，最后不快而散。听到江红的说法，用无奈的眼光看着王桥。
江老坎道：“这次修路，每家每户都要签字，每家每户都要出钱，到时都要张榜公布，如果大家都出了钱，少数几家不出，要被别人戳脊梁骨。”
江红一幅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道：“要戳就戳，管我屁事。”
王桥想了半天，决定还是以退为进，道：“江红，我代表镇里来说两句。我想你应该看过村民议事规则，规则里说得很清楚，如今村民自治，修不修路最终决定权在大家手里，镇里只是出钱鼓励。如果这一次修路，有百分之二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