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制度改革，直接作用于经济的政策，在《史记》中记录的并不多，最为重要的部分只有两句话：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
前一句，即对土地的政策上，学界是有所争议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商鞅将土地私有化，另一种观点是商鞅不仅没有将土地私有化，而是加强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管理。
而在商鞅变法的同一时期，关东六国已经完成了土地私有化的制度改革。
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我们可知，商鞅变法前，秦国积弱已久，而变法后几年，秦国竟然一跃跻身至强国之列。联系到变法前土地类私有制而导致经济发展不振，若说将土地私有化催生了经济快速发展的结果，显然是逻辑不通的。
况且除了《汉书》中记载的董仲舒言论外，再无别的资料可以证明，当时秦国采用的土地政策是私有制。
《云梦秦简》和《青川秦牍》中的记录可以佐证，商鞅变法时，秦国的土地政策是实实在在的国有制。因为在其中记录了当时种种商品的市场价格，却单单缺了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对于土地私有制来说，这显然不够合理。而授田，也只能建立在土地国有的基础上才能完成。
（ps:《青川木牍》的内容大致如下：
二年十一月初一日己酉，王命令丞相甘茂和内史匽，百姓邪僻不守法，现对《为田律》加以改订：农田宽一步，长八步，就要造畛。每亩两条畛，一条陌道；一百亩为一顷，一条阡道，道宽三步。封高四尺，大小与高度相当；埒高一尺，基部厚二尺。在秋季八月，修筑封埒，划定田界，并除去阡陌上生长的草；九月，大规模修治道路和难行的地方；十月，造桥，修筑池塘水堤，使渡口和桥梁畅通，消除杂草。不在规定修治道路的时节，如道路破坏不能通行，也应立即修治。
（秦武王）二年十一月初一，王命左丞相甘茂、内史匽，取譬（秦律），更修为（蜀地）田律。律令如下：畛道的标准，定为长八步，宽一步，一亩有两条畛道和一条陌道。百亩合一顷，一条阡道，道宽三步。封，高四尺，为最高者。埒，高一尺，下厚二尺。于三年秋八月始行，修封、埒，端正疆畔等界域，并刈杀阡陌上的荒草。九月，修路及水道；十月，造桥，修陂堰筑堤坝，以利疏通河道。纵使没修道路时杂草较少，然路有毁坏坎坷不平而不可行，遂相机而修道。）
将国有土地强化管理，统一调控，平均分配，才是商鞅变法真正的土地政策。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甘龙、杜挚等贵族极力反对变法的根本原因。商鞅的政策，等于剥夺了贵族们占有国有土地的特权，直接破坏了他们的经济利益。至于说什么法古无错，只不过是贵族们为维护自己的利益披上道德的外衣而已。若商鞅变法是要把国有土地私有化，怕是这些贵族们要纷纷高举双手拥护了。
历史没有假设，于是孝公归天后，商鞅被车裂了。
秦国时候男人都变到政府户口本里，几个男人出几个劳役兵役，杀人越多得到奴隶和爵位农庄封赏越多。女人生越多孩子越受褒奖，此外还需从事劳役。
基于土地国有化制度强化的思路，商鞅变法中其它的部分就很好理解了。如授地后，设定阡陌封疆，不许私自更动；如每个农户所获得土地数量及向国家缴纳的赋税都相等；如改百步周（小）亩为二百四十步秦（大）亩；如努力耕种者可以免除徭役（劳役和兵役）等。这一系列措施，着实解决了秦国经济发展缓慢的问题，而且改善了因经济落后而导致综合国力落后的窘境。
单看这些，似乎商鞅成了劳苦大众利益的代言人，然而这并不是变法的全部，因此商鞅也不是民众利益的代言人。
商鞅的政策还有一部分是吸引外来人口落户秦国的，如从外国迁来的居民，会享受到国民的待遇，同样得到授田。商鞅也鼓励小家庭，政策里明确指出，一个家庭中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儿子，成年后，必须分财别居，自立门户，各自耕种生产，否则要加倍征税。
这一政策，核心的目的是增加秦国的人口，提高秦国的劳动生产力质量。增加人口是这政策目的的重中之重，因为人是战争的主体，是有生力量。没有足够的人口，也就无从谈起发动战争。
至于编撰严密的户籍制度，设置严格而残酷的连坐法，则更称不上为民谋利，而是为了用合法暴力来为改造社会结构护航。进行社会结构的改造，是项系统的工程，单是经济的改良并不能维系社会结构的稳定，总会因一些细节上的缺憾，导致改良部分或全部失效。依照一定规则的暴力，无疑是保护改良措施最为有效的办法，也是降低机会成本的办法。
说到底，户籍制度和连坐法得以施行，是因为有足够的经济利益基础做交换，即服从就可以获得利益，反对不但无利益可言，反会遭到暴力的惩罚。倘若服从也无利益获得，是死路一条，那么这两个暴力制度最终是要破产的。
户籍制度的妙用除去对人的组织管理和地域控制外，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