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经七书》当中，《三略》跟《六韬》明显并不是姜尚所著作，而是后人托其名义编写出来的伪书，而《司马法》也很有可能属于这个范畴。
至于先秦的兵家著作当中，被列入《武经七书》的还有《吴子兵法》以及《尉缭子》。
《吴子兵法》，又称之为《吴子》，是一部重要的兵家著作。由战国名将吴起著。是反映先秦时期华夏族军事思想的代表作之一。
《吴子》主要论述了战争观问题，该兵书的论点既反对持众好战，也反对重修德，而废弛武备，它认为只有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才能使国家强盛。
《汉书?艺文志》称《吴子》“吴起四十八篇”，而列入《武经七书》当中的，则是为其中六篇。
很有可能《吴子》在北宋年间，与很多先秦典籍一样，早已湮灭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而失传。
后世认为，《吴子》是在封建制度确立后，战争和军事思想有了显著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这时，军队成分的改变，铁兵器和弩的广泛使用以及骑兵的出现，引起了作战方式的明显变化。它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战争理论、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方面的观点。
《吴子》主张“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把政治和军事紧密结合起来，所谓“文德”，就是“道、义、礼、仁”，并以此治理军队和民众。认为“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强调军队、国家要和睦。所谓“武备”，就是“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必须“简募良材，以备不虞”。它把战争区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质，主张对战争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反对穷兵黩武。
它主张兵不在多，“以治为胜”。治，就是建设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投之所往，天下莫当。”要求选募良材、重用勇士和志在杀敌立功的人，作为军队的骨干，并“加其爵列”、“厚其父母妻子”；对士卒的使用要因人而异，使“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以发挥各自的特长；按照同乡同里编组，同什同伍互相联保，以对部众严加控制；采取“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的教战方法，严格训练；明法审令，使“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做到令行禁止，严不可犯；将领必须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奖励有功者，勉励无功者，抚恤和慰问牺牲将士的家属，以恩结士心，使其“乐战”、“乐死”；要“任贤使能”，选拔文武兼备、刚柔并用、能“率下安众、怖敌决疑”的人为将。
它强调料敌用兵，因情击敌。针对齐、秦、楚、燕、韩、赵六国的政治、地理、民情、军队、阵势等不同特点，提出了不同的作战方针和战法。例如：对齐作战，“必三分之，猎其左右，胁而从之”；对秦作战，先示之以利，待其士卒失去控制时，再“乘乖猎散，设伏投机”；与楚作战，则“袭乱其屯，先夺其气，轻进速退，疲而劳之，勿与争战”；同燕作战，则“触而迫之，陵而远之，驰而后之”和“谨我车骑必避之路”；与韩、赵作战时，则“阻阵而压之，众来则拒之，去则追之，以倦其师”。
它还强调“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指出有八种情况，不需再卜问吉凶，即可向敌进击，在十三种情况下要“急击勿疑”，旨在乘隙蹈瑕，不失战机；又列举了不需占卜即可决定不与敌作战的六种情况，要“避之勿疑”。并进一步指出“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它还注重“应变”，提出击强、击众、谷战、水战、围城等具体战法。它最早对养马和骑战做了专门的论述。
若是《吴子》真的全是由吴起所著作，那么《吴子》很有可能是其作为楚国令尹期间，所整理出来的自己一套心得。
因为《吴子》的描述与《孙子兵法》有很大的区别，而这一点从《吴子》的内容就可以看出来，《吴子》更加像是一个治国治军的综合兵书，而非像是偏颇某一方面的兵书。
……
《吴子》虽然作为一卷兵书，但是其更多算是吴起的心得整理，而在吴起的思维当中，很有可能存在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观念。
因为吴起在《吴子》的内容当中的第一卷，就能够看到这一点：
《图国第一》
吴起儒服，以兵机见魏文侯。
文侯曰：“寡人不好军旅之事。”
起曰：“臣以见占隐，以往察来，主君何言与心违。今君四时使斩离皮革，掩以朱漆，画以丹青，烁以犀象。冬日衣之则不温，夏日衣之则不凉。以长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车奄户，缦轮笼毂，观之于目则不丽，乘之以田则不轻，不识主君安用此也？若以备进战退守，而不求用者，譬犹伏鸡之搏狸，乳犬之犯虎，虽有斗心，随之死矣。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故当敌而不进，无逮于义也；僵尸而哀之，无逮于仁也。”
于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觞，醮吴起于庙，立为大将，守西河。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辟土四面，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