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在，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仁寿，桀、纣行暴****鄙夭。未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俫，动之斯和”，此之谓也。
臣谨案《春秋》之，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董仲舒并不是一个迂腐的儒生，因为“天人三策”确立儒皮法骨的治国基础，正是董仲舒所强调的一点：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可以说，董仲舒的风格虽然偏向于儒家，糅合黄老之道而进行的融合思维，但是董仲舒并不是如同很多儒生那样，完全否决法家的存在，而是认为法家的存在不可独大专横，必须要辅以德政，让天下的人能够感受到朝廷的恩威。
而大一统学说，虽然并非是董仲舒第一个提出，但是董仲舒当其时给汉武帝的建议，毫无疑问影响了汉武帝以及之后两千年左右的中国历史走势。
西汉景帝时代出现了吴楚七国之乱，统一的国家将面临着分裂的危险。景帝时任博士的董仲舒认为，重要的问题是要巩固集中统一的政权，防止分裂割据的局面出现。董仲舒从儒学经传中寻找统一的理由，他从《公羊春秋》中找到了“大一统“。
董仲舒就根据《公羊春秋》的记载，提出了“大一统“论。他在《天人三策》中说：“《春秋》所主张的大一统，是天地的常理，适合古今任何时代的道理。“
根据大一统“的普遍法则，提出了思想也要“大一统“的论点。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只要不是在六艺之列，以及孔子那一套儒家思想的想法。都不许其发展下去，不允许和儒家思想一起存在。那些乱七八糟的教派和学说就不会再来迷惑百姓，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才能显示出地位。老百姓也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教育子孙后代“。
在董仲舒的思维方式当中，只有思想统一才能有统一的法度，百姓才有行为的准则，这样才能维护与巩固政治的统一。用思想统一来巩固政治统一，思想应该统一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上，百姓也知道该遵循什么，怎么做了。只有政治统一才能长治久安，当时汉代的政治是统一了，但不稳固。统一思想成了大一统的关键。于是，董仲舒多次强调要用孔子儒学统一天下的思想。
在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思想要大一统的建议之后，施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将儒学作为正统思想，从此汉代思想界树起了儒学的权威，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经学以及经学传统。汉代立五经博士，明经取士，形成经学思潮，董仲舒被视为“儒者宗“。
毫无疑问，董仲舒的方式更加符合封建王朝的统治效果，但是董仲舒自己都没有想到，他创建的这种制度，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被后世的儒生刻意歪曲。
就好比是后世的儒生基本上不知道君子六艺那般，董仲舒的大一统学说，则是更加演变成“字狱”这种高压手段来愚弄平民。
可以说，董仲舒与孔子一样，其学说以及才学性都是值得敬佩的，但是后世有不少人认为董仲舒是儒学荼毒后世的罪魁祸首，张嘉师不得不认为，这些人的想法是不是有问题。
当然，张嘉师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事情是，自己拒改变了不少人的人生，但是际遇以及经历完全不同的董仲舒，在被赢启重用之后，大秦帝国也伴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确立以杂家学说为主导，而法家为治国根本的国家方针。
……
这个世界的董仲舒，则是在受到赢启的逐步重用之后，为大秦帝国推行了一连串的相应政策，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其中以大秦帝国的官员制度，董仲舒认为，哪怕是一个高级官员，他们若是不知道民生的治理，那么他们即使是有着很大的才干，都会脱离实际，下达一些胡乱行事的命令。
赢启虽然并不是太过精通于民生问题，但是在不时进行私访的赢启心中，董仲舒的这个想法，让他认为很有道理。
所以，在赢启去世之前，经过多年时间的逐渐推行，大秦帝国颁布了一个政令，那就是若是担任高级官员者没有治理地方的经验，那么其需要担任县令或者是郡守一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