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军重兵压境，在整体态势上，只留下了向东入福建的出路。但谁都知道，一旦进入福建，也只有闽南的一小块地方可以暂时立足。在闽南的南边同样停留驻守着国防军的重兵，从台湾空运调来的严重第四十一师也正从厦门往西而来。可以说往东入福建绝对是死路一条。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军急需一条通路，离开湘赣的通路。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军第八军团在军团长周昆的率领下，进入罗霄山脉，为农民军寻找一条穿越罗霄山脉进入湖南的通路。按照农民军军委得到的各种情报分析，整个华夏长江以南的部队已经几乎都调动到了湘赣苏维埃控制区的周边。依据这个情报分析，如果能秘密穿越罗霄山脉，就能跳出国防军的包围圈。那样的话，无论向贵滇方向，还是进入川康，堵截他们的兵力都不会太多。
现在以眼下的情势，要么与华夏政府和谈，依照杨寰宇的要求，放弃农民军武装，作为一个政党参与国会，搞议会斗争。要么经过川康，进入甘宁地区，伺机进入苏俄境内。象和加尼牙孜一样，暂时躲到苏俄的庇护之下去。等待机会再回来。
罗霄山脉曾经是农民军的大本营，毛润之最初暴动之后，就栖身在罗霄山脉的地盘。但现在，这里不论是百姓，还是现在占据这一区域的武装都不欢迎他们，完全丧失了这一区域的群众基础。原因很简单，因为农民军杀害了在罗霄山脉中，威望极高的王佐和袁文才。
王佐和袁文才曾经是占据罗霄山脉的两股土匪。照理来说，既然是土匪，有怎么可能得到当地民众的拥护？这还要从这里独特的人文环境说起。在湘赣一带，当地的土著和早年迁徙而来的北方汉族在当地的有户籍的居民称之为“土民”，而之后再迁徙过来，没有户籍的称之为“客民”。其实，不管“土民”还是“客民”，基本上都是汉族。唯一的差别就是“土民”比“客民”更早的迁徙到了当地，并有了户籍。
可随着明清两代的政策，却让“土民”与“客民”之间的差距增大了。首先是户籍上，“土民”家族是官府保甲制度在册的人口，而“客民”只能依附在“土民”的户籍上，保甲造册时，会特别注明“客民”，“客民”是不允许在城镇平原地带购买房屋田产的，他们只能在山区丘陵地带搭建房屋，垦荒植地。而且，“土民”和“客民”之间也很少通婚。另一个差距增大的是，“土民”可以在县学读书，报考功名，这个权力“客民”是没有的。长时间发展下来，“土民”与“客民”之间，就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团体。
王佐和袁文才都是客民，他们就是罗霄山脉土生土长的山民，在成为土匪之前，凡有“土民”欺压“客民”的事情发生，必然是他们出头去讨还公道。要知道罗霄山脉里的居住的基本上清一色都是“客民”，时间一长，山里的“客民”们都知道有这样两位好汉是“客民”的主心骨和最大的依仗，有他们两个庇护着山民们不受“土民”的欺负，自然而然的，罗霄山脉里的“客民”们都成了他们两人的拥趸。毛润之能够在罗霄山脉立足，正是源于王佐和袁文才对他的认可和帮助。才使得罗霄山脉里的其它“客民”也认可了他呆在在罗霄山脉。
农民军在湘赣一带暴动之后建立的政权，由于当地“土民”读书人多，所以，在农民军的干部里面，大多数都是“土民”在担任。而“客民”不识字，但作战悍勇，所以军队里的军官又以“客民”为主。以致于形成了“土籍的党，客籍的枪”这一怪现象。
但由于“土民”和“客民”历史遗留下来的仇怨，即便在农民军内部，双方也是矛盾不断。而在发生矛盾之后，大家并不是依据事情的是非曲直来选择支持谁，而是以族群来选择支持的对象。“土民”支持“土民”，“客民”支持“客民”，这样一来，往往一件小事，都能搞成两个族群间的大事。
王佐和袁文才的被杀，首先就是源于这样的族群纠葛积累下来的矛盾的一次爆发。他们与当时负责永新县政府工作的朱昌偕等人的矛盾日益尖锐，先是“土籍”的宁冈县政府主席文庚宗，被王佐和袁文才枪杀。之后，与王佐、袁文才交好的特委委员苑希先，因为怀疑永新县民团团总龙庆楼的妹妹，农民军永新县委书记刘真的妻子龙家衡，与民团暗中勾结，杀害农民军战士，而把龙家衡抓了起来，之后被打死。出于报复，朱昌偕、刘真他们密谋要除掉苑希先，随后，他们找个借口就把苑希先乱枪打死。
同为农民军的同僚，相互间如此内讧，使得朱昌偕、刘真为首的“土籍”一方，与王佐、袁文才为首的“客籍”一方彻底的走向对立。就在双方原本就一触即发的时候，农民军的重要军事首领彭清宗对朱昌偕他们表示了支持。彭清宗对朱昌偕他们的支持倒不是源于“土客”之间的矛盾，他的支持是因为王佐和袁文才过去的土匪身份。
原来，在苏俄莫斯科召开的华夏gcd第六次会议上，有一个相关于土匪的决议。这个决议里明确指示“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彭清宗就是依据这个指示，要解决掉王佐和袁文才两个。这下正好与朱昌偕、刘真他们的谋划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