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致远一时来了牛脾气：“大丈夫一言九鼎，唾沫吐到地上砸个坑，怎么不打！”
侯大山一脸的坏笑，也想看两个人的笑话，说：“好了，我当这个证人。”
“那好，我们就进城吧！”韩行又对张小三发出了命令，“全体上车，进奉新县城。”
两辆汽车上满了人，韩行又率领着这些人马，先从潦河大桥上开过。上满了人的汽车，怎么着也有五六吨重，汽车在桥上面开得很慢，晃晃悠悠的，桥面一个劲地颤动，韩行真还是担着个心。
韩行问：“侯团长，我们的坦克能不能过这个桥？”
侯大山想了想说：“这个桥面的承载能力，最多也就是10吨重，而我们的坦克车是15吨，也就是说，坦克车不能过这个桥。而鬼子的豆战车呢，因为是轻型坦克，也就是2吨重，所以它们是可以过这个桥的。”
韩行点了点头，心里话，这个战术只能是半渡而击了，如果敌人溃退，那坦克车也不能过这个桥追击。
从这个潦河大桥到奉新县城，大约还有三里地的样子。在这个地方，稀稀拉拉地有一些草房子。韩行在心里想好了一个计策，默默地思考着这个计策的一些细节。
南关的城外有一些穿着黄军装的国军官兵在站岗，韩行知道这是49军的防守区域，由他们暂时负责这一地区的防守。
该军前身是东北军的警卫部队。1928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军炸死后，张学良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九一八事变”以后，张学良把东北军第3、第4方面军的警卫部队和张作霖的卫队团等扩充改编为第105师，张学良任师长，刘多荃任副师长。
该师下辖3个旅9个团。1933年，张学良下野以后刘多荃升任师长。1936年，第105师配合国民革命军第67军防守洛川，与红军达成了和平协定。在西安事变中，第105师参加了临潼的捉蒋行动，以及在渭河阻击中央军的行动。
1937年2月，国民政府以第105师为基干扩编成第49军，隶属豫皖绥靖公署，由陕西移驻河南南阳。刘多荃任军长，副军长董彦平，下辖：第105师，刘多荃兼任师长，辖王景烈、应鸿纶两个旅；第109师，贺奎任师长，辖赵镇藩、葛晏春两个旅。
同年8月，日军沿津浦铁路大举南犯，该军奉命进驻沧县及静海附近准备御敌。8月下旬，日军第十师团步兵第10联队开始向静海、沧县进犯。该军力战抵抗，伤亡惨重，被迫由华北战场向南撤退。
此时，淞沪会战正在进行，该军奉命在南撤途中赶赴上海战场增援。10月底，该军进至上海战场后，立即在徐家桥、界碑桥、枫泾、大场、沪杭公路等地与日军展开激烈的战斗。
此次作战，第105师第626团团长顾惠权阵亡，所部伤亡过半；第109师在阻击沪杭公路北犯日军的两昼夜激战中，4个团长3人阵亡，士兵大部牺牲。
1938年9月，该军隶属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二集团军，参加了武汉会战。1939年，该军隶属国民革命军第十九集团军时进行整编。此时，该军下辖：第105师，师长王铁汉；第118师（新组建），师长张砚田；预备第9师，师长张言传。原辖第109师改隶国民革命军第90军。此次整编后，该军参加了南昌会战，负责守卫奉新、故县、靖安、安义的好一大片地方，实为南昌会战的左翼。
还没有进县城，韩行先打量着奉新县城的城墙。它的城墙是砖土结构，也就是说有的是砖包土，也就是说外面是砖，里面是土，有的城墙直接就是土的了。
这样的城墙，在现代化的大炮和坦克面前，完全是不堪一击。
在南门口，49军的守卫来回交叉晃动着小红旗。韩行的两辆车只好停下了，韩行也下了车。49军的守卫问张小三：“你们是哪部分的，请出示证件？”
张小三说道：“我们是南征军的队伍。”并出示了相关的证件。守卫审查了证件一番，然后对后面挥了挥手，意思是放行。
韩行却上去对他说：“我要见你们的长官，有话要对他说。”
这时候，一个长官模样的人上来说：“有什么事情，请给我说吧！”
韩行直接对他说：“我是南征军的司令韩行，想见一下你们的刘多荃军座，请你给联系一下。”
那个军官看着韩行这么个轻，有点儿不相信地看了他一眼，说：“你是南征军的司令……”
刘致远有些不耐烦了，上去对他吼道：“南征军的司令还有假的吗？你快去联系你们的刘军长，说我们的司令长官要见他。”
49军的这个小军官也弄不清这个南征军司令官究竟是多大的官，只好颠颠地去打电话联系了。不一会儿，他诚皇诚恐地回来了，说：“巧了，我们的军长早就听说过你的大名，他正在奉新。请您赶快过去吧，我这就去给你带路。”
说完，这个小军官就坐在了汽车前面的驾驶室里，带领着韩行他们向49军的司令部开去。
韩行为什么非得见这个刘多荃呢，因为刘多荃是个名人，曾在西安事变中任捉蒋的总指挥。前几天，薛岳领着各位军长前来迎接韩行，正巧刘多荃有事不在。
韩行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情，非得要见一见这个捉蒋的总指挥。
到了49军的司令部门口，张小三、侯大山、刘致远留在了前面，这个小军官领着韩行直接到后院去见刘多荃。
刚进了后院，刘多荃就一路笑着，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