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话，又把大家将住了，换了谁，也办不成这个事儿。根本就是老和尚吹笙——不懂的（笛）。
刘致远又说开了：“进攻济南新华院，袭击济南飞机场，徐州大空战，富金山战役，田家镇战役，万家岭战役，指挥着空军，实施空降。要是没有韩司令，还真玩不转，我们不能卸磨杀驴，还能看看他的功绩。再说这回支援韩多峰四区、聊城事变、莘县事变，韩行也是尽了力的，要是换了别人，恐怕还做不成这样呢。这样对待韩行，不公平……”
刘致远的这些话，也在深深地影响着大家。
金维国还在坚持着自己的意见：“要是把这个军统特务头子放进来，我这个警卫营长真是没法干了。还是请领导找一个能力更强的来干这个警卫营长吧！”
对于金维国的摊牌，张维翰也知道他说的是气话，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见了困难就退，好了，我这个司令干脆也别干了，叫有能力的来干算了。那行吗！？”
吴政治也在坚持着自己的意见：“同志们呀，这是非常时期，如果范筑先在，一切都好说，他给我们撑着。可是现在他不在了，沈鸿烈、李树椿、王金祥之流正在千方百计地对付咱们10支队。咱们10支队里，到底隐藏着多少敌特分子还说不定呢，如果再把韩行放进来，可热闹了，他们可真就是有恃无恐了。不知道他是军统特务头子还好说，现在知道了，还不想办法处理，那就是姑息养奸。以后出了问题，谁负责？”
对于韩行的处理，吴政治表达得再明白不过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恐怕代表的是10支队政治部的意见。
张维翰感到压力真是太大了，不用韩行吧，很多问题解决不了。要是用韩行吧，政治上的问题不搞清楚了，真是没法用。想到了这里，韩行对大家说：“时间紧迫，大家请稍等一下，我和吴主任再商量一下。”
张维翰这哪是和吴政治在商量啊，他是想动用政治部的力量，对韩行进行最后的审查、鉴别。只有政治部的支持，才能决定对韩行的起用问题。
张维翰拉出了吴政治，对他小声说：“吴主任呀，我们没有时间再做更多的研究、考虑了，是不是单独把韩行叫到一间屋里，再叫上政治部的有关同志，叫韩行对他在军统局这一段的工作，做最后的陈述？”
吴政治其实内心也是非常的着急，他倒不是想陷害哪一个人，这段时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确实太叫他触目惊心了。他也是想快刀斩乱麻，尽快地清楚了韩行的历史问题，再尽快地做出对韩行的处理。
吴政治点了点头。
这样，吴政治和政治部的几个主任，再加上张维翰，就把韩行叫到了一个小屋里。当然，吴政治和张维翰还有那几个主任，是坐在了桌子后边，一副审案子的架式，韩行呢，坐在了被告席上。
韩行的心里是非常地沉重，这是要干什么，是不是要审问自己呀！说实话，自己这段日子的工作，真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的话，脑细胞也损失了不少。怎么着，也算是对抗日有贡献吧！怎么会坐在了被告席上？
这真叫人匪夷所思……
可是心里又一想，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在抗日战争中，被冤死的革命领导也不是没有，自己还是小心为妙，要是被冤死了，一枪毙了，那就太冤了，太不值得了。
吴政治对韩行严肃地说：“韩行同志，我们把你叫来，是想了解一下你在军统的问题。请你如实地说说，在军统里，你担任什么职务，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在聊城又做了哪些工作？”
韩行一听，心想不好，我哪是什么军统特工呀，自己不过是一个穿越来的落魄工程师。可是这些话又不能对他们说，要是对他们说了实话，就更说不清楚了，那会使自己的处境更加被动。
韩行想了想，有了，就从自己的受伤说起吧。行或者不行，就看自己的造化了。
韩行慢慢地说道：“我是不是军统特工，自己是真的不知道。这都是在南镇战斗中，我受伤了，当时脑子是一片空白，醒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聊城军统站的赵洪武，硬说我是军统站的站长，至于是或者不是，我哪里知道呢？至于我以后的表现，组织上可以调查，很多人也可以为我证明……”
听了韩行的这番话，张维翰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也可能韩行在受伤前，是聊城军统站的站长，但是受伤后，他失忆了，什么也不知道了，这在医学上不是没有先例。从那以后，他做了许多的工作，是坚决地站在**一边，和沈鸿烈、李树椿、王金祥之流做坚决的斗争。
也就是说，他的军统思想在受伤后，完全地抹掉了，已经是另一个人了。
在聊城的时候，韩行还曾要求，恢复他的党组织关系，这让自己觉得十分可笑……现在似乎能解释通了，他的思想已经完全地站在了党的利益一边，总以为自己是个**员。
但从另一个角度说，韩行就是聊城军统站的站长，他借着受伤想蒙蔽大家，那他的目的就更加阴险、毒辣了……
还有一种解释就是，韩行是延安方面派出去的红色间谍，不方便暴露身份，而他表面的身份是聊城军统站的站长。
而吴政治听了韩行的这番话，却想道：这个韩行，是太狡猾了，他想以受伤来掩盖他以前所犯的罪行。你以为我们都是傻瓜啊，人的本质是不可以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