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顼在上京翘首以盼之时，王安石等人也已经出发了，带着汴京五十六万官员、军队和百姓，顺着汴河漕运水道一路南下。--
汴河之上已经不能用千帆来形容这次迁都的壮举，整条汴河水道上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禁止任何船只驶入，现在却是整条汴河水道上都是船只。
迁都船队从汴京出发，顺着汴河一路南下，途经陈留、襄邑、应天府、永城、宿州、灵壁、盱眙七座大城市，然后从盱眙入隋唐大运河，途经淮‘阴’、楚州、高邮、扬州四座大城，最后从瓜州进入长江，往东达到长江口，折向进入松江，中途进入黄浦江，到达上京。
这条水道长期以来的作用就是把东南的钱粮输送到汴京，维持汴京的虚假繁荣。
此时，王安石与司马光等人都站在船头，望着一路浩浩‘荡’‘荡’的船队，望着一路上因为这条水道而兴起的大城市。
“君实还是担心官家再开边事？”王安石问道。
“不全是官家那边，你不是说职方司最近传来北辽军队大规模调动的消息吗？”司马光担忧地说道。
见王安石一脸忧郁不再说话，司马光摇头叹息道：“如今大宋严重缺粮，官家还是坚持要拓展海外，设立金州，需要供应十万人的口粮还可以从流求调拨，这也就算了。可是，官家还要西征印度，攻打朱罗国，说好只派一万水师过去支援三佛齐就可以了。官家却硬是‘抽’调了五万远征军，五万保甲军，要去扩大凌牙州，这里又是十万人的口粮。如果北辽乘机发难，后果不堪设想！”
司马光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古代，一旦出现粮荒，伴随而来的一定是兵灾。所谓兵灾，就是为了抢粮食。中国历朝历代，治‘乱’循环，其实都是农业的脆弱‘性’导致的。
‘精’耕细作下的农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但是农业又是非常不稳定的基本上靠天吃饭的产业。许多王朝差不多都是被天灾所毁灭的，旱蝗水震，是农业国家的杀手。
旱灾、蝗灾、水灾、地震，这四大杀手，一旦‘露’出獠牙，那么粮食就会歉收，在‘精’耕细作农业下增长起来的人口就会面临毁灭‘性’打击。大量人口将死于饥荒！随后是为了夺取粮食而爆发的兵灾，兵灾一起，十室九空！
在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就缔造了一个半亿帝国，汉朝人口达到了五千万。而汉武帝一朝前期，汉朝的版图还不包括广大的南方地区。可是，直到现在大宋开发了南方地区，大宋的人口也不过八千万。
汉朝的农业生产力水平根本无法与宋朝相对比，那么阻扰大宋人口暴增的原因在那里？还是农业的脆弱‘性’。
隋朝时期，中国的人口达到七千万。隋朝大‘乱’，人口锐减，在唐朝初立时，只有一千五百万。唐朝末年，人口规模达到六千万，还没有超过隋朝末年的水平。然而，历经五代之‘乱’，当宋朝定鼎天下时，人口锐减到三千万，这还是因为五代之时，南方人口仍然保持着一定增长。
到现在，大宋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人口才上涨到八千万。人口增长是缓慢的，而要锐减只需要一次天灾，只需要一次兵灾。中国的治‘乱’循环的根源就在这里。
很多人认为中国治‘乱’循环的根源在于人地矛盾，这其实是一个误解。比如，现在的大宋，东南人口最多，人平均土地面积最少，但是东南却是粮食产量最高的地区，不仅可以满足自己，反而能够接济汴京，生产出大量的商品粮。同时，也使得工商业更加繁荣。
而湖广地区和西南山区，人烟稀少，人平均土地面积最大，但是因为人口太少，无法做到‘精’耕细作，而广种薄收的生产方式，导致粮食产量极低。
但是，因为古代‘交’通不便，生产力水平不高。成本高额加上收回成本的时间太长，修建水道驰道，迁徙人口开发，都是需要十分丰富的储备才能进行的。要开发一个地区，必须要运粮过去，作为开发的物资基础，然而，‘交’通不便，运粮消耗太大，本来就不多的粮食储备大部分消耗在了运输途中。开荒就和打仗一般，是极其消耗钱粮的。
大宋本来极为富有，储备丰厚，但也被赵顼的大迁徙大开发折腾得差不多了，就连民间的最后一点潜力都被榨干了。
如果赵顼不是穿越为帝，并且控制了军队，这样的大移民大开发是不可能完成的。由此可见，人地矛盾是局部的，是相对的。脆弱的农业才是根源，‘交’通不便才是根源。
“这也没有办法，官家毕竟太年轻了，我们只能竭尽所能为官家补漏‘洞’了。其实，官家也有他的考虑。官家的眼界远比我们要远得多，我们总是忤逆官家也不好。皇权与相权之争，自唐起就越演越烈，朝堂之上的倾轧，受苦的还是底层百姓，但愿这次大选是一个终结点。”王安石安慰道。
“职方司的密报说，官家派出的十万印度远征军，没有向广东路各州要一粒粮食。”军部尚书熊本说道。
“哦，看来官家又是和上次一样，拿军备从‘交’趾换粮食了。这样也好。”司马光心里也平静了一些。
从赵顼命令远征军从‘交’趾换粮食，司马光知道了赵顼也认识到了大宋的粮荒危机。只是，‘交’趾已经与占城、真腊打了两年仗，‘交’易的粮食应该也不会很多。所以司马光心里也只是平静了一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