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的淮西之战总算是落下了帷幕。
曲终人散，本来应该是松一口气，坐下来喝杯茶吃块饼干的时候。
没有人想到，淮西之战才刚刚过了两个月，南宋朝廷就发生了一件大事。
绍兴十一年的四月十二日，高宗皇帝发出诏书，下令张俊、韩世忠和岳飞这三路宣抚使从速来朝议事。
这个命令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虽然宋金双方在淮西战场上的大战暂趋平息，但局部的战争还在持续不停。尤其是在西北的战场上，由吴磷完和颜撒离喝所联手主演的大戏还在**当中，宋金两军打得难解难分，好不热闹。
这种情况下，下一**规模的战争随时都有可能爆发，高宗皇帝怎么会如此不顾大局，在这个关头把三位军区司令官召回行宫？
原因只有一个，此时秦桧已经与完颜兀术重新建立了关系，并得到他老人家的承诺---这回和议必成。
既然安全得到了保证，高宗皇帝自然要执行老赵家皇帝的传统规矩。
“杯酒释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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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地说，南宋朝廷这次“释兵权”是全面性的，范围包括所有的高级军官，并没有针对特定的某人。
下至刘锜，上到张俊、韩世忠和岳飞，凡是拥有自己独立一支部队的，全部都是“释兵权”的打击对象。
因此，当自以为是的张俊主动配合秦桧，暗中谋害刘锜、韩世忠和岳飞等人。满以为秦桧会实现他的诺言：“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汝。”
到头来。秦桧让御史台轻轻一份奏章弹劾，便让他张俊打回原型。
可笑乎，可叹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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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单“释兵权”肯定是不够的。不管被罢免兵权的高级军官们心里服不服，朝廷还需要抓一个人出来“祭旗”，以示“杀鸡儆猴”。
朝廷最初的目标是刘锜，后来变成了韩世忠，而到了最后，朝廷针对的对象却变成了岳飞。
我们耿直的岳少保。他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先救刘锜，再救韩世忠；但轮到他自己的时候，悲剧就此发生了！
风波亭的故事，大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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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恢复北宋皇朝时期的那种尊文抑武、以文制武的制度，是高宗皇帝和大部分文人士大夫们的愿望；几任的首相大人也担心战功日著的武将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日以继夜地谋划着怎样解除武将的兵权。
从太祖皇帝赵匡胤和宋朝的第一位首相开始，打压武将、不让武将掌有实权、不让武将有机会造反、就已经成为朝廷的共识。
这也难怪，北宋之前五代十国的历史，全都是血淋淋的教训。
只不过。真的需要把武将们压制得那么死吗？
算起来，在南宋高宗时代。解除武将兵权的呼声并不仅仅出自于刘、张、韩、吴、岳这五大司令官相互辉映的时代。
建炎初年，户部侍郎柳约就直言不讳地进言道：“诸大将提兵入觐，均以自己的名字冠以军名，有尾大不掉之患。”
在建炎四年，给事中兼直学士汪藻上疏斥责诸大将：
“现在有的大将官兼两镇之重，跻身于执政之班，家中金帛充盈，锦衣肉食，出入飞扬跋扈，不循朝廷法度，其祸患甚于金虏，可谓上负国家，下负百姓，罪恶如此，用古法皆当诛。”
当时有“两镇之重”节度使衔头的只有刘光世和张俊两人。
到了绍兴元年，汪藻再一次上奏章，大谈“诸大将拥重兵，寝成外重之势”，献上“驭将三策”，建议赵构要“渐销诸将之权”。
而当时高宗皇帝的回答是：“后十年卒如其策。”
兵权迟早是要解除的，但不能太心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左宣议郎王之道更是不顾金人在侧，虎视眈眈，上书高宗，强烈要求收缴诸将兵权，恢复以文臣统军的传统，他呼吁说：“臣愿陛下深思熟虑，选择德高望重的文臣授以斧钺，俾统六师。”
到了绍兴八年，监察御史张戒也进言说：“诸将权太重”，提醒高宗皇帝早日削减诸将的兵权。
高宗对此大为赞赏，当即表示“一二年间事当自了”。
从高宗皇帝对大臣们的回复看，在绍兴十一年中所发生的“释兵权”事件，很早就已经列入了高宗皇帝的时间表内。
皇帝既然有这个心愿，当首相的当然要积极贯彻落实，
张浚在相位时，就以诸大将久握重兵难制为由，解除了刘光世的兵权，但也因此引发了淮西兵变，他本人坐谪引退，第一次收兵夺权的行动只能草草结束。
赵鼎继相，王庶在枢府，两人依旧想收夺武将兵权。
他们将各大将部下的偏裨将佐委以重任，加以擢升，以此分散各大将的兵权，达到化整为零的目的。
他们的实验对象是张俊，但因为秦桧回来了，赵鼎、王庶相继罢官，这一次收兵夺权行动还没来得及展开就无疾而终。
有第一、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第四次……
从这个角度看，罢免张俊、韩世中和岳飞等三人的兵权，其实是当时社会的主旋律，是迟早都会发生的事情。
问题在于，尊文抑武、以文制武的制度，真的那么合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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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宋朝是中国在古时的一个巅峰的时代。
整个社会的科学发展水平，国家和人民的富裕程度，等等，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要说之前的汉唐盛世比不上。后来的明清两朝更是大大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