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构最终还是复辟成功了，重新当回他的高宗
之所以能够顺利复辟成功，当然有赖于杭州城内外一众文武大臣的沉着应对、齐心协力和同仇敌忾。
但是，最大的一个原因恐怕是在苗傅和刘正彦这两人的身上。
他们的应对太差劲了，准备也不够充分；归根到底，还是他们的能力太差了。
假如换一个对手，换一个能够统筹全局、洞察细微的对手，最后鹿死谁手，还是个未知数。
读历史的好处，在于历史既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作为参考，又允许读者自己去发挥想象力。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
这就是读历史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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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上分析，苗傅和刘正彦所发起的这场反革命叛乱实在是搞得太糟糕了，根本不值得详细研究。
但是，这场叛乱的结果意义重大，直接影响了宋朝的历史进程。
首先，有四个中低层干部浮出了水面，成为了高层人士；其中有两个更是进入了权力的核心阶层，成为了建炎皇朝的领导成员。
先是两位大将军。
御营平寇左将军韩世忠为武胜军节度使，充御营左军都统制；御营前军统制张俊为镇西军节度使，充御营右军都统制。
宋朝的节度使可是相当于天朝的军区司令员，实权比位列三公的太尉还要厉害。可以说是每一个武将的梦想所在。
如今多了韩世忠和张俊两个节度使。再加上先前的刘光世。宋朝军事三驾马车的局面开始形成了。
之后是宰执换届。
朱胜非在平叛之后第一时间提交了辞呈，说自己兵变前没能提防，兵变中没能自杀，实在是不大纯洁，尤其是还和叛乱分子多次闲聊，显得立场小有摇摆，他提请组织严肃处理自己。
赵构表示赞赏，把朱胜非同志表扬为人民的好儿子。党的好干部。
朱胜非暂时下放，接替他的是吕颐浩和张浚。
吕颐浩，这个在地方上历练了多年的老干部，又当过户部和吏部的一把手，如今终于可以登上宰相之位，可以一展身手了。
相比起吕颐浩同志的一步一个脚印，张浚同志简直就是一步登天。
从中书侍郎，连升数个级别，直接提升为知枢密院事，简直就是奇迹。
这一年他只有三十三岁。宋朝自从寇准以来，再也没有比他年岁更小的核心领导成员了。
这还不算什么。再看看张浚同志的另外一个实缺职位---张浚宣抚川陕，许便宜行事。
也就是说，他是四川、陕西两地实际上的主事人，军政大事随他心意，想怎样就怎样。这是一个无与伦经的权力，纵观此前宋朝一百七十多年间，没有任何一个人曾经这样显赫过。
这一个职位,其实是张浚主动向高宗小皇帝申请得来的，但是在这一刻，没有任何人会来嫉妒于他。
因为这个时候，陕西、四川两地正是风雨飘摇的时候。看地势，这两处地方位于长江的上游。自古以来，yu占东南必先攻占西北；之后沿着长江顺风扬帆直下，整个江南地区难以抵挡。
张浚在这种时刻主动要求去西北，将很快与金军决战于第一线，在当时而言，他的眼光之准，魄力之强，爱国之忠勇，都是首屈一指、无人可比的。
此次的西行，壮怀激烈、豪气满天。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哪怕是再反对他的人，都承认他绝对有着与金人不共戴天之志。
是的，张浚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在这一盘棋中，张浚守住川、陕之地，张俊、刘光世护卫武昌，韩世忠镇守淮东；如此一来，长江的上、中、下游三地相互呼应，进可攻退可守，可以确保高宗建炎皇朝的安稳和长治久安。
在《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五》中有以下的记载：
初，上问浚以方今大计，浚请身任陕、蜀之事，置司秦、川，而别委大臣与韩世忠镇淮东，令吕颐浩扈驾来武昌，张俊、刘光世从行，庶与秦、川首尾相应，帝然之。监登闻检院汪若海亦曰：“天下若常山蛇势，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将图恢复，必在川、陕。”……帝是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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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起张浚这些新扎师兄，世界的焦点仍然还在高宗皇帝的身上。
此时的赵构刚满二十三岁，是天朝众多大学毕业生刚刚踏入社会的年纪。
在过去的三个月时间，赵构经历了溃败、追杀、丧失xing能力、政变、被逼退位等一大堆人生惨事，实在是衰到了极点。
痛定思痛，让小皇帝认识到了一些自身的问题，变得懂事多了，比如说他又再一次下了罪己诏。
这回重写，小皇帝的态度前所未有的认真，说了些实在话：“……昧经邦之远图，昧戡乱之大略，无绥人之德，失驭臣之柄……当深自修省，悔过责躬，逆耳忠言，钦而必受。”
他说自己不懂怎样经理国家，不懂镇压叛乱的办法，没人品没人佩服，臣子们都不听他的了，以后什么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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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了一番非常深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后，高宗做出了一个决定：把临时首都从杭州搬到江宁，并改名建康。
迁都是必须的，因为在杭州城中，还确定不了有多少苗、刘二人的同党，而皇帝追求的是百分之一百的安全。
谁知道这搬家竟然搬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