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袁放露出震惊的表情，一旁的贺穆兰窃笑着扭过头，她已经被这位陛下这种本事绕过无数次了。
古弼大概是心脏强韧，每次被吓到后都能再回复回来，此时一边瞪着拓跋焘一边替他开口询问：
“按阁下的话，先要花钱又是何意？”
袁放似乎也气恼于自己“认输”的如此简单，听到古弼的问话，有些提不起精神地说道：“我在袁家管的是经商，自然最了解的就是商道。袁家历经宋魏之战，曾经残破不堪，土地荒废被夺不说，荫户也纷纷逃窜，当年能够重新恢复繁盛，全是靠经商有道。”
“如今魏国的问题，在于百姓太穷，国家更穷。人口不够耕种，各地货物贫乏，偏偏又断了商路，即便每个人都分到田种，也比不上南方的富庶之地，只能靠打仗获取财富。”
袁放见众人露出不以为然地表情，知道他们瞧不起商人，这也是正常，世人都轻商重利，他自己经商也是因为他是次子，而家中的密道又不能让别人知道，否则谁家也不会让嫡子去操持商业。
“所以我一直想着‘分田’。百姓都田地之后，自然就不会苦于无粮可交赋税了。”拓跋焘开口接话。
“分田只是权宜之计，人就那么多，加之各地门阀豪族私田不知有多少，官府要与这些势力抢‘人’，成效还是来的太慢。”袁放斜斜地看向古弼，“所以最好也不用动摇各地根本的办法，如果能建立‘官商’，统辖百工、经营有道，与各地通商之后的利润，自然就可以为官府和官吏提供经费和俸禄。官商在各地经商，可缴纳‘商税’补贴，如此一来，农事上的税收就可减免，百姓负担更少。”
“你是说，征收市税？”古弼一听之后立刻摇头：“我国民生凋敝，为了鼓励百姓以货易货，从无市税一说。你刚刚说减免赋税，如今又要征收市税，又有何区别？”
“可以按成交的数量和收益确定是否征调市税，若只是民间易货，自然不用收税。可若是成交一百笔、一千笔呢？也不收税？在我看来，在魏国的商人是天底下最快活的商人了，在宋国时，可没有这样不收市税的规矩！”
“可是……”
“笔公，让他继续说！”拓跋焘打断了古弼的话，“在我面前，什么话都可以说得。只是我会不会采纳，就是我的问题了。”
古弼闻言住嘴，赫连定则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开始思考。
袁放得了鼓励，继续说道：“其实魏国的位置极好，长安和洛阳都曾是经商者最渴望之地，如今已经都归了我大魏所有。魏国地处正中，只是因为常年征战而废了商道，如今东南西北来的货物，都可以在此汇集。商人互通有无，便可平抑各地商品的价格，使得生存的本钱大大降低，百姓手中有了盈余，就不用担心无税可交，自然更不用去‘假贷’了。”
“不过商人也确实可以乱国，此法有个最大的风险……”
贺穆兰突然插嘴，引得众人向她看来。
贺穆兰是很少过问政事的，所以众人见她也开了口，就更为慎重。
“什么风险？”袁放有些不服气地问她。
贺穆兰静静一笑，吐出四个字来。
“官商勾结。”
“咦？”
“官员经商，在我大魏由来已久，由于我国没有俸禄，大多也就听之任之，汉人大族出身的官吏，由于注重家声，绝不会肆意盘剥，可一旦由寒门或鲜卑官吏担任职务，难保不会官商勾结，共同赢利。官员一旦为了利益，便可以权谋私，变节求利，最终更加激化矛盾。此外，人人都可以经商，土地必定荒废，若其他国家一旦不愿意卖粮，势必要出现饥荒。”
贺穆兰知道这个时代还没有现代经济发达，什么外贸出口都是扯淡，粮食属于国家战争储备资源，轻易不会有国家愿意卖的。
而且“官商勾结”的危害导致的吏治败坏，她见的还少吗？
拓跋焘想了想就知道贺穆兰在担心什么，闻言立刻点头：“确实如此。不过这也简单，我可下诏，除了官商以外，为官者不可经商，否则一律重处。如今最重要的是解决百姓无法生存的问题。”
这件事若是搁在汉人的政权里恐怕不算什么为难之事，因为汉人士大夫的气节里就包括“不与民争利”，所以文人经商是件非常羞耻的事情。很多人情愿饿死也不愿意去经商谋利。
对于那些能做官的汉人来说，大部分都是大族出身，即使是庶子一旦出仕也有家族支援，所以倒不必这般横征暴敛，他们注重名声更高于这些俗物。
但如今是鲜卑人当权，各地的官员里不少是胡族，有些则是士族破败又再起、已经忘了坚持的新士族，这些人追名逐利起来，当真是让人觉得可怕。
在这一点上，魏国官场上汉人士族官吏的“操守”，也不知道要甩鲜卑人到几条街去。至少他们最多是“贪/污/受/贿”，还没有几个公然如王斤这样直接明晃晃的将别人下罪夺取家产的。
贺穆兰本想说“当官的不可经商，难道家人经商就可以吗”，可她在想想，以如今商业凋敝的情况来看，要想社会富裕到考虑这种问题，还不知道哪一年的事情，所以也就闭口不言。
既然拓跋焘愿意立律限制官员经商，按照古代人的死板程度，至少为了性命，不会有多少人铤而走险。
袁放见贺穆兰并不是只懂得打仗的武夫，心中也是惊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