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江边有许多天然的岩洞，这些岩洞成为浙大师生躲避轰炸的天然防空洞。
据回忆，我跟那个同学我说，我们躲在那个洞里面去吧，跑到里头去呢，那个洞并不大。我们进去了以后呢，看到里面有一条蛇，差不多比我们一个人两个手臂伸出来还要长一点，它在那里看着我们。那么我们两个人也看着它，它大概看我们有两个人，它也不敢来惹我们，我们也怕它，也不敢去惹它。然后等到轰完了以后呢，我们出来，我们也走了，相安无事，它还在里头。
据回忆，到时候跑得太快了，这个洞都找不到了，所以就沿着这个路上走，走到我不是讲有一个坟地吗，那坟地上面碑石，那东边照过来有个影子，我们就两个人穿着旗袍，两个人就躲在那个影子里面。那么炸弹，它来炸了三批，那一批走了以后，我们又爬起来跑，跑到听见飞机，看到来了，我们又躲起来了。
轰炸结束后，经过土木系学生的测量，日军在标营学生宿舍共投弹118枚，二至四年级的男生宿舍，全部被炸毁。
而且据有些回忆讲，那一天的轰炸很怪，来了以后，在宜山城区没有丢炸弹，直接就狂轰乱卸地，直接就奔着浙大来的啦。就是说有内奸，恐怕报告了浙江大学就在这个位置，日本人专门是冲着浙江大学来投炸弹的。
在这次轰炸中，宜山市民死伤50多人，国立浙江大学共计损失3万多元，但师生无一伤亡。
王人龙后来说笑话嘛，说这个日本的航空员都是斗鸡眼，都是斜眼，眼睛斜的，斜视的，对不准。其实，对准没法对准，不可能一个人扔一个炸弹，它是炸弹一大批下来。
这里面有一个插曲，他们原来班上有一个，工学院的同学叫孙华，无锡人，他是神精病了，不知道怎么样得来的，那时候没有办法管理他的，把他隔离在农场里边哪一个房间里，关在里边。经过这次大轰炸以后，他忽然跑出来了，说好了，大家都觉得很奇怪的，就是这样子，没有死一个人，反而还得了一个人，病好了。
尽管在这次日军的轰炸中，国立浙江大学的师生无一伤亡，但是轰炸留下的困难却无法躲避，许多男生的衣服和被褥在轰炸中被大火焚毁。这些被毁校舍的照片都是竺可桢亲自拍摄的，整个国立浙江大学西迁时的大部分照片，都出自竺可桢的相机。当天晚上，宜山城里城外到处弥散着硝烟的味道，如何睡觉成了男生们的最大问题。
据回忆，那么因为被子、褥子都没有了，晚上睡觉就没有盖的了，马上学校里就发动互救，特别是教师还有一些学生，自己有多余的被子拿出来给他们睡，有地方腾出来可以让他们住。所以没有引起慌乱，也没有引起教学次序的不能维持。
广西宜山遭到轰炸的两周后，湖北宜昌市区遭到更大规模的轰炸，死伤千人。农历元宵节后，中国从南到北的许多地方遭到日军大规模的空袭。元宵节当天，河南郑州遭日军轰炸，死者遍布街头。一个月后，江西南昌沦陷。
据回忆，因为当时警报很多，警报很多并不一定每次都轰炸，实际轰炸的次数比较少，但是你又不能够不躲起来，那么都是疏散到郊外，疏散到郊外，你一等就一两个钟头，这个时间浪费掉很可惜，那么有的老师就是利用这个时间，躲警报的时间，来给学生讲课。
据回忆，所以浙大数学系当时苏步青先生他们就提出来，干脆咱们就在防空洞里面，山洞里面上课吧，那么章用先生，就是章士钊先生的公子，当时也是浙大请来的年轻教授，他上课的时候黑板没地方放，他就让学生说，挂个绳子把黑板挂在我脖子里，咱们照样上课，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浙大坚持了正常的教学。
这一年，在竺可桢的倡导下，国立浙江大学正式定校训为“求是”二字，并请马一浮围绕求是校训，创作国立浙江大学校歌，以激励困境中的师生。
据回忆，浙江大学以前就叫求是书院，求是书院，那么求是呢，就是求一个事情都要求一个是，就是求真理。
据回忆，1939年正是浙大西迁到广西的宜山，是浙大整个西迁过程当中最艰苦，人心最不稳定的一个时期。有疾病、瘟疫的侵扰，有日本飞机不停地轰炸，当时生活艰苦、医药断绝，教师和学生都人心惶惶。有的教师不辞而别，有19个学生是从泰和迁到广西宜山的时候，受全校学生老师的重托，押运图书仪器设备，结果他们在途中出现了集体逃跑的，这么不光彩的事情。当时，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竺校长对浙大做出最伟大的贡献，也是西迁当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确立了一个求实校训，它就是我们在艰难困苦条件下，浙大的精神支柱，精神支点。
在办学最艰难的时期，国立浙江大学适应东南各省高中毕业生的升学要求，决定在浙江龙泉设立分校，下设文、理、农、工四个学院的龙泉分校先后招生七届。分校从1939年开办，延续到1945年。
日军轰炸宜山国立浙江大学的消息很快传到广西省会桂林，正在桂林师范学校教书的浙江籍画家丰子恺把这件事写进了日记，同时丰子恺做出一个决定，接受国学大师马一浮和浙大校任教。临行前，丰子恺在桂林的朋友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