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春意在江南渐渐浓郁起来的时候，原来因为北地传来的坏消息虽然忽必烈在打肿脸装胜利，但是江南的士大夫们还是习惯看图说话，地图上谁的地盘变大了，一定是胜利者，反之肯定打了败仗而变得沉闷烦躁的气氛，也突然变得有点轻松欢乐了。
西湖之上，又是处处莺歌燕舞，冬天时愁眉苦脸，一副忧国忧民样子的文官，此刻又成了fēng_liú才子，和临安青楼瓦肆里的佳人们乘坐画舫同游西湖了。
临安的茶馆酒楼，这时也生意兴隆起来，每天都顾客盈门，而且客人们的出手仿佛也大方了几分。跑堂的小厮一日下来，都能有几十个铜钱的小费。刚刚从随州开来的六千楚勇，这些日子也是精神抖擞的在御街和各个城门口巡逻。看看他们身上披着的厚重坚实的步人甲，手中泛着寒芒的长枪，还有那种带着杀气的沉稳步伐，就比昔日护佑临安城的三衙兵强了不知多少！
看来这书生掌兵还是有道理的，光是李庭芝练出来的楚勇，恐怕就比大宋任何一个武夫教养出来的兵士要强了许多。据说这些随州募来的楚勇不仅个个武艺精熟，而且每日还有随州籍的士子给他们将圣人的道理可是真正的大道理，还是由真正的士子在讲。现在大宋的团练讲究的是书生带兵，大部分的军官都是士子，士兵又是他们的佃户或同宗，是被当成弟子教养的。这样用圣人道理教养出来的军队，怎么都不会弱于那支入了魔道的北明叛军吧？
若大宋有二三十万这样的精兵，北伐中原不谈，保住江南一方太平应该是不难的。
不过在这个春天，最让临安城内的文官们感到舒心的。还不是这支刚刚崭露头角的团练军。而是正在回升的米价！这一轮米价下跌是始于四年多前的临安之变。陈德兴冲冠一怒为红颜，打掉了大宋国的表面统一，造成了十五镇节度使的割据局面。但是也不是没有一点好处。
首先。在临安之变中表现拙劣的八万三衙兵被全部遣散！每年可以节省下相当于几百万贯铜钱的军费开支。
其次，四川、京湖、两淮的方镇兵费不再需要朝廷全部承担。因为这些方镇已经不再是大宋天子的“御前大兵”。而是割据一方的军阀。他们的开支自然要靠各自的兵头自己想办法了。
以上这两点变化，每年替南宋朝廷省下来的军费，就有数千万贯之巨！而且自临安之变后，大宋和蒙古的三十年战争也正式结束。四年以来，国家就一直处于和平之中，战争费用和各种赈济难民的开支，也都降到了最低。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南宋的财政连着几年出现了少有的平衡局面。而财政平衡也就意味着南宋朝廷不再需要发行大量的会子搜刮民财。不仅如此。中断了几十年的会子赎回也在两年前恢复就是用铜钱或新一届会子赎回早期发行的会子，当然是要狠打个折扣的。会子这种纸币有些奇怪，理论上是会定期打折赎回的。有点像是一种可流通负利率债券。不过自打蒙宋战争开打，赎回会子的事情就像是个传说了。
几十年来，会子只发行不赎回，实际价值自然一跌再跌，而朝廷又用会子“和买”民间财货，等于变相加税，此举不但造成大量的自耕农破产，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货膨胀。这通货膨胀最直接体现。就是作为生活必须品的粮食价格不断攀升！
而随着会子赎回的重新启动和和买制度的基本取消（并不是完全取消，而是因为没有庞大的军队需要供应，和买的东西便越来越少了）。南宋经济面临的通货膨胀，自然也就迅速转为了通货紧缩。
而且由于战争的结束和四川、京湖、两淮粮食生产的恢复，江南粮食市场的供应空前宽松。因此四年以来，粮价就不断走低。而粮价的下跌对临安、泉州等大城市的居民来说当然是好事儿，他们是粮食的消费者嘛！
对于占南宋人口多数的佃户来说，粮价下跌虽然不是好事，但是损失也不很大。因为南宋流行的是实物地租，而且佃户所得仅够糊口，地主若再逼得太紧。他们弃佃出逃可就麻烦了现在各个方镇都在想尽办法招诱农民去他们的地盘上开垦种地，佃户要是跑了去。那真是皇帝老子也没办法可想的。
所以这粮价下跌的所有损失，就只能由地主阶级来承担了。这天下稍稍太平。老爷们的荷包却是缩了水。不管下面的老百姓是什么想法，在大老爷们心目中，荷包缩水总是坏事情。不过今年开春以来，形势似乎有了扭转，米价止跌回稳！
先是秋天在镇江交割的迟约价上涨到了一贯又八十文以上。这可就已经高于镇江现米价格了，而南宋粮食市场上迟约价通常是低于现货价的。于是，在迟约全价维持一贯又八十文以上一段时间后，现货价格也开始节节攀升。镇江的现米价格，很快就突破了一贯又一百文。
可是就在大家以为米价不会继续上涨之时，秋季交割的迟约米价（含定约钱的全价）再次飙升，很快突破每石一贯又二百文的高价！
也就是说，一张百石糙米额度的秋季镇江交割迟约的价值，已经从原来的近乎废纸，一下子暴涨到了每张15贯铜钱。
而与此同时，临安、明州、泉州等南宋大城市中，还出现了专门买卖“米粮迟约”的交易场所，都是一些大商人经常光顾的高档茶楼、酒肆。
而“米粮迟约”和粮价上涨，也渐渐成了这些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