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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日报》于那个特殊的时代之中，其在很大程度上几乎相当于中国的官方日报，创刊于仁川的《东亚日报》报道了太多的新闻，那些曾改变中国的事件，最初大都由其首先发表……纵观19世纪后十年至20世纪中期，在长达六十年的时间里，作为中国发行量最大、最具权威性的《东亚日报》，他即是一家报社，同样也是某种程度上的政府喉舌，至少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其一直或有意或无意的扮演着这一角色。
……在时光进入20世纪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中，每天清晨起床时，从门前取过《东亚日报》，一边翻开报纸，一边吃着午餐，曾几何时，这就是国人的生活习惯。正如十年前《东亚时报》的电视广告一般——粥、豆浆、油条、烧麦、包子……中式的早餐总会变化，但不变的永远都是《东亚日报》！
在这种影响之下，历史上《东亚日报》到底扮演着一个什么的角色？尤其是在历史事件之中？它的角色是新闻的传播者，还是舆论的制造者？或者说，其是本身就是在创造着历史？”
《东亚日报》停刊号《关于过去的历史》
南京，成都路，545号是一栋高达六层的帝冠式建筑，六层的楼宇隐于前后的公园式广场之间，只使得这里的显得极为悠静，与悠静截然不同的是，这里一天24小时，都有数以百计的人们在这里工作，这里便是《东亚日报》社的大本营，每天，来自全世界的数以千计的新闻稿件在这里聚集，最终，由编辑们在午夜十二点前，做出最终的决定——刊印那些新闻。
在南京的《东亚日报》社做出决定之后，其会立即通过长途电话的方式，通知武汉、广州、天津、西安、大连、长春等地的分社，告知他们主要版块的内容。然后在凌晨一点左右，各地各版的《东亚日报》开始最初的制版，再接着，他们会等待一个小时，在凌晨两点时，如果没有总社指示改动，那么各地的报社都会在这一时间内印制，一个小时后，新一天的《东亚日报》就会运出印刷厂，首先送往各站点，然后再由数以万计的兼职送报童将报纸送往定户的手中。
每天早晨8点之前，报纸会送到各大中城市的客户的面前，与早餐一同陪伴着他们，多年以来一直如此……
当然，也就是在时针指向午夜十二点之后，总社中忙碌了一天的记者、编辑们便开休息，于他们而言，这又是平静的一天。今天没有什么大新闻
对于国家和民众而言，这是好事。
天下承平！万事太平！
这是好事，但对于新闻业者来说，这并不是件好事。每一个记者都需要大新闻，一个能够震惊世人的大新闻，但是，这样的机遇总是太小了，没有大新闻，依靠那引起淡不出奇的新闻，很难成为“名记”，如何发掘新闻，是记者们必须学会的课业。
作为一名记者，毕业于东亚同文学校的汪兆铭，无疑是一个幸运儿，九年前与同文学校说读的他，在对俄战争期间，作为预官进入军队，他以军人的身份发表的《战地日记》不仅令他自己成为了英雄，同样也让他成为一名记者，战争结束于军队退役后，他便进入了《东亚日报》，从那时起，他便于社会部关注着民生等新闻，与其它记者记录事件不同，他更多的时候是在为底层的民众呼喊，为工人，帮助他们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为农民，呼吁政府减税，在政治上，更是呼吁制宪，总之，对尖锐的社会问题的抨击，使得他成为知名的社会新闻记者，甚至有人曾笑谈，假如有一天开放咨议院咨议员选举或者举行国会议员选举的话，他一定能够凭着自己为民发声的名声，在其中获得一席之地。
当然，这一切，实在太过遥远了，对于现在的汪兆铭来说，作为值班编辑的他，正躺在办公室里的那张五十公分宽的行军床上，正准备进入梦中。尽管他拥有自己的独立办公室——一间不到六平方公尺的小房间，但是用玻璃窗隔开的房间，根本没有多少隔音效果。
因此对于他而言，他只能躺在那里，尽可能的让自己沉睡。
在外间的办公室间的走道之中，摆有近三十张床，这个时候，值班的记者们也都在这里睡着，记者这个职业看似风光，可风光的背后，其努力的付出是他人难以体谅的，就像这个时间，当别人可以休息的时候，他们只能在这里等待着，等待着新闻。
不一会一通电话，因为接听的社会部记者的声音太大，让汪兆铭的清梦受到骚扰，以致于被吵醒了。
“什么？发现****女人的尸体？”
正在接电话的这位社会部记者突然发出了尖锐的高声。
“好！知道了！我马上下去！”
这位记者挂断电话还是倒在了床上，这样的新闻是上不了《东亚日报》的，毕竟这里并不是三流的本地小报。
“真是的，这种新闻也朝这里打，！”
社会部记者嘀咕着、在那里抱怨着，不一会值班室又一次安静了下来。
是的，在一个月前，刚刚庆祝日发行量800万《东亚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