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辩论，唐浩然并不算是内行，但是相比于蔡绍基这位正牌的耶鲁大学出身的法律专家来说，他却多出了百年的见识，自然知道用什么去反驳他，同时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性，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证明自己的正确性。
就像此时的辩解一般，这种“强制为民”的观点在后世已经被辩论了半个多世纪，唐浩然说起来自然是轻车路熟，而相应的蔡绍基却无从反驳他这些观点，因为他的出发点同样也是为了民众。
见其似乎陷入沉思之中，心知对方正在动摇的唐浩然，又接着说道。
“再说国内城市中胡同和农村的情况，述堂并不陌生，那么以你之见，以国内百姓的卫生习惯来说，是否有建立卫生警察，强制民众改善生活以及卫生习惯的必要？”
尽管明知道卫生警察的权力深入家庭对民权的损害，但是想到国内的现状，尤其是国内农村那成堆的垃圾，粪堆，污池，泥坑以及百姓衣服上积着的厚厚的油灰，蔡绍基还是鬼迷心窍似的点了点头，虽是赞同了警察的卫生权，但他还是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大人，只是这警察的权力是否太过广泛，毕竟，如此以这一条例来看，警察的权力完全凌架于政府之上！”
“不是凌架于政府！”
摇摇着，唐浩然接着说道，
“而是依据政府的授权，实施这些工作，这些权力随时都可以收回来，而像协助宣传禁令、收税、管理户籍、普查户口等，这些工作的推动，本身就需要借助一定的权威，而警察部作为一个强力机关，自然足以担负这一职责，至于这教育，虽说现在特区没有多少人口，更谈不上多少适龄儿童，自然也就谈不上强迫教育，可将来呢？若是某一家移民拖儿带女来到这，他为了挣钱不让孩子去学校读书，如果由教育专员负责，他需要先报告警察，然后再由警察出面处置此事，述堂，这是否有浪费人力之嫌？”
话峰一转，唐浩然又从行政成本上谈了起来，如果说泡了多年论坛给他带来了什么好处，那就是培养了一张还算善辩的嘴以及转移话题的本领。
“而且教育专员需要分管一个学区，其又岂能每日深入社会查探其家中是否有子女未去上学？但是警察却不同，他每日巡逻于社区，对于社区内的百姓了如指掌，自然知道其子女是否已经适龄，是否上学，如其不上学，他自然可以利用罚戒权对其父母加以惩戒，迫使其将子女送往学校。”
由警察协办教育，是参照后世山西以及日本的经验，后世山西用军人办学，通过军事命令强制推行教育，而日本则是用警察的强制力，于城中乡间督办，用警棍和罚款迫使农家将子女送往学堂，明治维新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就是教育的成功，正是教育的成功使得日本迅速富强的根本原因。
在明治维新时日本把教育作为振兴国家民族，后来居上的起跳板。明治政府为了把日本建成一个既能抵御西方列强入侵，又能与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相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上台伊始，便强凋教育的重要。把是否重视教育，作为考察各级官吏政绩的重要依据，一些地方官吏因未能办好地方教育而引咎自裁。因此日本只用了50年的时间，就走完于英法等欧美国家在教育上用200多年的时间所走过的路，为后来日本民族的振兴，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无念经是德国也好，日本也罢，都是通过教育踏上了强国之路，而两者无一例外的均选择了“强迫教育”，而推行“强迫教育”就需要强力机关的介入，作为政府暴力机关的警察则是最好的选择，当然现在只之所以提及用警察推行强迫教育，更多的却是为了说服蔡绍基这位特区的“司法部长”接受警察权力的扩张，虽说这是特区建设的需要，但更多的却是将来统治朝鲜的需要。
即便是在心底从未将高丽棒子视为“国人”，但是对于打着“中华”名义想将半岛纳入中国版图的唐浩然，却需要对这些棒子作到表面上的“公平”，而这警察权将从特区向朝鲜半岛扩展，至少在表面上，这严苛的警察统治，并只是针对朝鲜人，而是立足于“重建中华文明”之必需。
“但是，大人，如此会造成警察权力空前膨胀，其极可能滥用警察之权，从而欺压良善，如此岂不违大人的本意？”
虽然说是赞同先生用强制的手段迫使百姓改变卫生习惯，迫使其送子女进入学校，但是蔡绍基还是觉察到警察权力膨胀带来的危险，甚至在其看来，这种危险是不可避免。
听着蔡绍基的担心，唐浩然便想到了一些新闻上看到的警察权力延伸带来的诸多问题，但他直视着蔡绍基目中的担心，缓声说道。
“我们现在于特区实施的是新政，而条律便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尽管条律参考了中国习惯法，但是却引入了西方的法制法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将刚从西方学来的法律应用在特区，代替了我国传统的法律。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树立警察的权威，他们的权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绝对的。为了重拾中华民族的文明，我们于特区施行的刑罚，虽可以用严酷来形容，但是并非是没有制约的，制约警察权力的，不是条例的减少，而是通过法律，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清廉且独立的法官，法官的审判必须作到有法可据，不可任意地仗势欺人，法律严峻，却值得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