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铺的外头怎会有个茶水摊？难道是出现了竞争对手？可那样的话，赵家铺又怎会特地从自家抽人手去照料呢？
原来那个茶水摊并非是别家开了来打擂台的，其实它也是赵家铺的“产业”之一，不过是非营利性质的——专为过往行人免费提供茶水。
在赵家铺开业之前，赵四娘曾认为码头上搬货的工人在进行繁重的力气活后，大多会愿意在自家铺子里花少量的钱去沾沾平时难得一见的荤腥，补充一下体力。
其实不光是赵四娘这样想，家里其他人也是这样认为的，此后红火的生意也基本证明了这一想法。
然而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总有那么一小部分工人从不光顾赵家铺。这些人中运气好些的谋上了苏记的活计，还能吃上苏记发的干粮，可运气没那么好的就只能去嚼自备的粗粮了。他们所吃的午饭虽不尽相同，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连口面汤都舍不得买。
在码头上干活儿的，一天基本上都能赚上三四十个大钱，何至于连碗面汤都买不起？毕竟一碗汤才一文钱。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经过深入了解后，赵四娘才明白一文钱对这些工人来说是多么重要！
原来这些工人全都来自姜家滩的对岸，和在码头上搬货的大部分人一样，原先也是渔民。然而，不过是一江之隔，对岸百姓的境遇却比这边凄惨太多。
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有很多，高山连绵、良田极少等客观因素固然是其中之一，但这些应当不是主要原因，最大的问题恐怕还出在官府身上。
管辖着南岸这方水土的静海知县虽然竭力减少存在感。但该做的他多少会做一些。
比方说，先不论静海县衙分给渔民的田地是好是孬，好歹在这位知县治下，每户渔民都得到了一定的田地作为不能捕鱼的补偿。同时县衙还在全县境内大力推广番薯，不但教授种植方法，还主动为几个赤贫村无偿提供种薯，甚至为初次种植番薯的田地免掉大部分赋税。
尽管当时番薯在静海县还是个新事物。许多保守的农民对它持着观望态度。可这么多项政策下来后，番薯终是成功地在各个村庄里普及了开来。
相比之下，管辖着北岸的长治知县他的所作所为就没有什么称道之处了。
在这位县太爷的治下。得到田地补偿的渔家连一半儿都不到。
关于这点，县太爷有话说了，不是不给分，是长治县的官田实在有限。万万做不到分到每户。
事实是否真是如此？平头老百姓不得而知。
不过，就算真是官田不够。可官府要是真心在意老百姓的死活，大可以换种方式补偿，不是吗？比方说，将那些名目繁多的税费减去一两项。如何？
结果……长治县衙什么表示都没有。没分到地？活该你命苦！
好吧，即使命好分到了，到手的田地也都是下等田。用来种粮食？那是休想。
有些脑子活的人家听说番薯高产又不挑地，就辗转弄来了种薯。倒也得了些收成。不过长治可不比静海，自家田里种出来的庄稼甭管它是啥，那都得缴税，番薯也不例外。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让缴税那就缴税吧，可县太爷又发话了，官府遵循律法只收五谷，而番薯不在五谷之内，不能用来抵税。
本来番薯就卖不上价，那会儿官府催得又急，北岸的百姓就只得贱卖再贱卖。好容易把番薯捣腾成五谷完了税，手里基本上也不剩啥了。得！全白干了。有地也等于没有。
有比较才会有鉴别。静海县和长治县靠得那么近，长治知县就不怕百姓拿他同静海知县比？不好因此就说他是个贪官，但至少也是个庸吏吧？
说实话，长治知县他还真不怕。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放在幽州，甚至整个燕国，那都是常态。倒是素来本分的静海知县这回做的有些出格了。
通常一个王朝到了一半儿的时候，就会陆续出现失去土地的农民，可燕国开国还不到五十年，就生生将无数渔民逼成了失地的农民。
对于农民来说，土地就是他们的天，就是他们的全部。“穷山僻壤出刁民”这句话太过武断，并不完全正确，但有时它还真反映了一部分现实。虽说托前些年风调雨顺的福，北岸的很多人家凭借着积蓄还能死撑一些时日。可少部分人家原本家底就微薄，在失去经济来源后，其中极少数的人就做出了些不名誉的事情。
在这个时代，很多时候自己的行为不光代表了自己，还代表了整个宗族，乃至整个村落，各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这一看法不光为民间普遍认同，甚至也为官方认可，《大燕律》里就有“连坐”这一条。
当然了，那极个别的几个人也就是为了生存下去，偷了个鸡摸了个狗，远没到杀人放火的地步，还不至于动用律法去制裁他们。
然而，就因为他们，北岸百姓的名声就不那么好了。坏了名声的人想要在码头上找到工作，那可是千难万难，多半要靠主动减薪才能有机会上工。
原本活计就不好找，即使找到了工钱也很少，家里还有老老少少等着供养，因而这些来自北岸的工人当然不可能耗费银钱来光顾赵家铺了。
想明白了这些，赵四娘并未因做不成他们的生意而感到遗憾，倒是心里觉得有些酸楚。
就在那时，赵四娘听请来替袁家老大看诊的申大夫说，袁家老大固然是累垮了身子，可他那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