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唱歌也是cie学校教学的一部分，什么“打回大陆去”等歌曲就是在这里教唱的。这一天，上课前又由特务教员领唱什么“杀死共匪”之类的歌儿，他起了几遍头，和者甚寡，唱不起来。一怒之下，特务教员点名让战俘曹明（真名叫赵明智）上台领唱，曹明虽然只有22岁，但早在十年前他就参加了八路军一一五师的“长城剧团”，他不仅能跳会唱，还十分机灵，由于他在战俘营里多次联络人表示回国，特务、败类们都把他视为眼中钉。特务教员让他当众上台唱歌，目的之一就是存心要狠狠整整他。
曹明走上台，只见他略一沉思，清了一下嗓子，唱起了“王大妈要和平”，他字正腔圆，富有激情，顿时台上唱，台下应，全场唱起来。警备队员挥舞着棒子乱打一气，歌声还是不停，他们只好强行上台把曹明死死按住。特务教员瞪着吃人的蛇眼问：“曹明，你为什么唱共产（n）党的歌儿？”
曹明说：“我唱的是要和平，怎么是共产（n）党的歌儿，难道国民党要战争吗？”台下响起一片掌声。特务、败类们气急败坏，硬把曹明拉走。会场内是吵吵闹闹，一堂课只好不了了之。
每堂课之后，cie学校都要组织战俘进行“讨论”，让战俘们复述特务教员讲的反共内容，然后他们将这些内容变成战俘们的“体会”和“认识”，去登报宣传，这样造成战俘们不敢回国的心理压力。一次，cie学校突然举行“发奖大会”，“获奖”的都是平时被特务、败类们称之为“死硬的共产（n）党”战俘。奖状是一张绿纸，上面用黑墨水写着“奖给xx优秀学员”，奖品是两块糖果。当时，共产（n）党员侯光甫也在“获奖学员”之列。共产（n）党员们坚决拒绝领奖，抗议cie学校搞的陷害阴谋。但这并未妨碍“授奖大会”的进行，奖品由小队长代领。下台后就放到了嘴里。奖状，他们照样敲锣打鼓，贴到了墙上的“光荣榜”里。
这一手，确实厉害、狠毒。当时那些拒绝领奖的共产（n）党员们绝不会想到。他们回国后，一纸“奖状”会成为他们“立场不坚定”的证据，使他们一连申诉30余年。cie学校的“教学效果”竟如此长久，恐怕那些教员们也是始料未及的吧？1951年11月初，一天晚饭后。七十二联队中队长以上的“俘虏官”聚集在“自由大礼堂”，审查联队剧团新排演的一场“活”话剧。在战俘营里，由战俘自己组成剧团，让战俘们饿着肚子去演戏和看戏，这是“现代文明”在战俘营的又一个体现。
那天，剧团排的什么戏，剧名许多人都不记得了。内容是以战俘营中的叛徒为原形，表现一个所谓的解放军战士，因为忍受不了“压迫”，逃脱后。投降到反动军队里。投降后在特务审查时，他便借机诬蔑共产（n）党和解放军。编写剧本的那个人大字识不了多少，除在家听过几出“皮影”（解放初中国乡村普遍存在的一种民间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川剧和在战俘营看过的几部美国影片外，几乎其他什么戏剧都没有看过。但是王顺清给他讲了自己的经历后，偏偏要赶着鸭子上架，他不敢不从。于是乎，他祖宗三代的第一个“剧本”就在异国的土地上出笼了。这个“剧本”实在称不上是什么“艺术作品”，而是由台上几个穿着解放军和国民党军装的人，轮流破口大骂，语言之粗俗。连骂街的泼妇听了都会脸红。
战俘剧团的演员，大部分是被俘的志愿军中的知识青年，许多人是被棍棒打上了台，强念几句台词。装模作样一番。那天，扮演那个所谓“解放军战士”的是原四川大学学生、志愿军某部英语教员林学逋，因为他平时爱说爱笑，被败类们强拉进战俘剧团。
台下，王顺清、李大安、魏世喜这帮败类依次坐好，乱哄哄一阵之后。李大安用棒子在地上恶狠狠敲了两下，演出便开始了。演到特务审问那个投降的“解放军战士”时，特务问道。“你们为什么投降到我们这边来？”按照剧本，扮演“解放军战士”的林学逋应当说：“我不愿意跟着共产（n）党这些王八蛋作不正义的青年。”林学逋在念到“我不愿意跟着”时，故意咳嗽一声，把共产（n）党三个字漏掉了，接着念道：“这些王八蛋作不正义的青年。”同时用藐视、讽刺的神情指着台下的那帮败类。顿时，会场像是捅了马蜂窝，乱成一团，败类们跳到椅子上破口大骂，有的抄起石头就往台上扔。戏演不下去了，李大安等人气势汹汹拿着棒子打上戏台。王顺清跑到后台去找剧本，一字一句地检查。然后，把林学逋带到警备队，连夜毒打。
第二天，台湾特务张蜚听到了这件事，用手指着王顺清和李大安训斥说：“你们这么精，还叫人家钻了个大空子，在咱们有舞台上，给敌人作了宣传。”
王顺清、李大安低头不语。张蜚又瞪着猪眼凶狠地说道：“这个家伙你们要特别注意产，好好查一下，他绝对不是一个人，一定还有别人在后面操纵，你们要把这些人调查出来，不然，早晚都是祸害。”战俘剧团宣告暂时解散，一些演员被关进警备队接受“棍棒教育”。在
第二年的4月7日，李大安便亲下毒手将林学逋剖腹剜心，施以极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