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平和李彦超在甘州城外与药罗葛狄银对答时，李从璟也在灵州跟李绍城谈论眼下大唐禁军的征战形势。
战争是门艺术，层面越是高级，其艺术性也就体现得越是充分，到了国家战争这个份上，战争这架庞大机器的健康运转，已经精密到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而且文明发展的程度越高，战争也就愈是精密，其艺术性也更加突出。部落时代的战争与宇宙时代的战争，可以说根本就不是一个存在。
战争有其固有成本，李从璟要降低攻河西、西域之战的成本，除却对战争各组成部分都“精打细算”之外，还要谋求迅速而干净的胜利。一场干脆利落的大胜，与一场耗日持久的僵持战的成本，也不可同日而语。
从这个意义上说，主要是带领兵马冲阵厮杀、召集战士进行城池攻防的河西军队，被孟平说成是“不懂战争”，并非没有道理。
“一场战争涉及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大体而言依然是战前、战时、战后三个过程，国、军、民三个主体。有多少钱、财、粮储备，钱、财、粮在从国库用于战场的过程中，经官吏之手，会被贪墨几何，路途运输，会损耗几何，这之间的‘转化比例’是多少，转化过程需要耗时多少，而国家能从民间征调多少物资，战场附近的州县又能供给多少，运往战场的效率如何......凡此种种，是为战争决胜于国家。”
“于军而言，军纪是否严明，将士素质如何，争胜之心是否强烈，各科技艺是否娴熟，将校识得多少征战之道，临阵知道多少应变，甲胄是否坚固，兵刃是否锐利，弓弩是否齐备，火炮利器存量几何，折损能否及时补充，伤员能否得到及时救治，新老士卒‘转化率’有多少......凡此种种，是为战争决胜于军队。”
“于民而言，凡国家征战，百姓愿意承受多少赋税增加，家家户户能为战争输送几个儿郎，国家号召之下，上至富户大族，下至寻常百姓，能为战争捐献多少钱财，有几个能放弃手中活计甘为大军运送粮秣成为辅兵。当战争不利时，百姓是唾骂国家无能还是挺身走上沙场，当强敌入侵时，百姓能否不顾身死走上城头，又是否有能力上阵厮杀。民，军之源也，一旦大战起，举国百姓是否齐心，又有多少人能成为后备军，但凡国家需要，就能拿起武器走上沙场......当战争损耗大量财物，民不聊生之际，百姓是甘愿为国家大义勒紧裤腰带，还是会被有心人蛊惑，行反叛国家之事来为祸地方......凡此种种，是为战争决胜于百姓。”
这一日，李从璟站在灵州演武院的授课台上，亲自为教室中的学生传授战争之道。
“凡此种种，国家当有清楚认知，甚至当有明确计算，有此基础，方有国家之战。凡战，必有军事情报，有军报情报，方有军事谋划，有军事谋划，才有大军行动，否则，十万大军，数十万民夫，如无头苍蝇一般放之于沙场，一旦稍有不慎，便是大动乱大灾难。”
“战前情报搜集的详细程度，直接关系到大军征战之谋划之胜败，没有详尽之军事情报，就没有大军之出动。大军行军路线，行军脚程，扎营之地点，攻打目标之兵马部署，大小战斗之投入，粮仓之选址，粮道之防卫，物资之调派，攻城掠地之章法，分进合击之策略，都要有明确布置。虑胜，也虑败，虑进，也虑退，有进攻谋划，也要有撤退谋划。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又云’‘庙算多者胜’，此之谓也。有如此谋划，纵然战场有变，应对起来才不至于慌乱，才不至于因小败而贻害大局，纵然不胜，亦可立于不败之地。僵持之战，亦或惨胜，姑且耗费无数人命与钱财，何况是败？届时不仅人命与钱财大损，而国民之信心尊严亦损，还助涨敌寇之气焰，壮大敌寇之实力，其害岂不为大！”
“每战之后，伤员如何救治、安置，所得之地如何驻防，民众如何安抚，财物如何聚拢然后快速运用于战争，战略战术部署如何及时调整......”
“何谓战争？唯计划二字。大军征战，不打无计划之仗。计划妥当，每一个将士，才能发挥最大战力，每一分钱财，才能发挥最大作用，而沙场上每一将士每分钱财，皆是国家耗费十倍之力支持，此间轻重不可不查......如何打好一场战争，打一场恰到好处的战争，打一场壮大国家而非削弱国家的战争，怎能不是一门艺术？”
说到最后，李从璟总结道：“诚然，沙场之道，乃应变之道，沙场之上，有太多东西无法预料，事先也无法都探知，战争还得靠将士流血来打赢，但这不是战争缺少谋划的借口。一言以蔽之，增加战争的已知和可控因素，减少战争的未知和不可控因素，再以绝对优势去打每一场战争，才是赢得战争的取胜之道。”
给演武院的学生授课，李从璟早在幽州时就常做，洛阳演武院他也是常去的。演武院是李从璟宣扬他的军事思想的战场，实在不能忽视。只不过做了皇帝之后，这种时候就很少了。
李从璟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在推动战争早日向“近现代”战争转变，引导大唐的军事人才，将战争这门学问做深做细。研究得深入研究得细致了，才会把事情做到更深入的层面，做好做到极致，不仅战争如此，很多事都是这样。
在李从璟看来，这个时代的战争，还是“略显粗糙”了些。而大唐的战争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