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府已经成立，内阁各部门也已经组建完成，政府机构开始正式行使职能，新政府在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等方面多管齐下。
在政治方面，新政府派出官员前往各省督促当地进行政府机构改革，按照中枢的要求进行，裁撤和新建一些机构，例如裁撤掉一些不必要的部门和吃闲饭的官员，新建一些必须的政府机构，例如新建工商、税务、海关、法院、警察局、派出所等等，将官府内原有的相关机构裁掉，不使职能出现重复现在。
新政府还规定，各地行政主官不再有破案和审案的工作和职责，维持治安和刑事侦破工作由当地警察局全权负责，审案工作由法院负责，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工作将受到当地监察局的监督。
由于现在是军政时期，各地政府主要官员还是由上方委派，一些关键性部门的主要官员也由上面委派的主官任命，咨议局只能选举一些不太重要的副职。
同时新政府下令将各地财税征收权收归中枢，在各地建立的税务局就是承担这一职能的，为了维护中枢权威，各地征收的财税先统一上缴中枢财政，然后再由中枢财政下拨一部分给各地财政用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由于现在货币流通在民间还有很多直接用银子交易的现象，为了防止银钱押运途中出现损耗的情况，这一规定暂时先实行两年，两年之后地方财政收入直接留用在当地，不必先行全部上缴中枢。
新政府规定，取消人头税、城门税等等一系列苛捐杂税。在预算内财政收入构成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其一是中枢与地方共享收入，其二是地方固定收入。中枢与地方共享的财政收入分为农业税、增值税、所得税、资源税、证券交易印花税。分配额度上，中枢配享农业税和增值税的百分之七十五，配享所得税百分之六十，配享资源税的百分之百，配享证券印花税的百分之九十五，其他归地方财政。而地方固定财政收入有营业税、城建税、契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烟叶税、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
为了将新政府的政令执行彻底，中枢还往各地派出调查组，一方面调查各地的行政机构的裁撤和组建情况，另一方面调查苛捐杂税的取消情况和新的税收政策的实施情况。对于那些不执行中枢行政命令或者故意拖延的情况，中枢进行坚决打击，特别是在新政府发布行政命令之后，各地还在私下征收各种苛捐杂税的现象，一经发现，对当地官员追究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轻则坐牢，重则交给法院审判后枪毙。
在外交方面，新政府已经与德国、美国等周边一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互派了外交公使。
12月25日，按照萧震雷的指示，新政府外交部门向各列强驻华公使馆发出照会，照会规定，在三个月之内，对于还未与新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新政府将强行收回各公使馆所在土地，将遣返各国外交人员，什么时候双方建立外交关系了，再互派外交人员租用土地建设使馆。
新政府这一招太狠了，强行逼着各国与新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如果建立外交关系，则实际上是等于承认了新政府在国际上的合法性，用萧震雷的话说，新政府就是中华全国民众之政府，是得到了全国各族民众承认的合法政府，至于外国承不承认，这不重要。只要全国民众承认，它就是合法的。如果列强不承认新政府，新政府也将不承认清廷与列强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对于新政府发出的照会，列强各国驻华公使气得牙直痒痒，本来还想用新政府刚刚成立之际，合法性存在着质疑的问题拿捏一番，想以此来胁迫新政府答应一些条款，却没想到新政府根本没按常理出牌，特别是沙俄驻华公使库明斯齐还准备以此为要挟来胁迫新政府承认让外蒙古自治。
各国驻华公使各自将这一情况向国内汇报后就等待国内的消息，列强各国现在都在互相牵制着，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和力量来管远东事务，而且为了这么一点小事也不值得大动干戈，于是没过几天，各国纷纷承认了新政府为华夏之合法政府，除了沙俄之外。
辛亥革命期间，俄国为了将自己在远东的势力向南延伸，策动了哲布尊丹巴集团宣布外蒙古“独立”，为把外蒙古至于它的保护之下，沙俄当局大肆宣传说“蒙古与支那共戴满朝，故合为一国，今满朝已亡，自可独立，而此独立者，结余两方之间，自应由两方共同保护”。
1912年9月，沙俄派原驻华公使朗索为慈去库伦，以全权专使身份逼迫库伦当局直接签订《俄蒙协约》，协约规定保障蒙古自治的政治协约以及规定俄国人在喀尔喀权力的专条，不准中国兵进入蒙境，不准中国人移植蒙地。蒙古人方面也要承诺不缔结违背俄中条约所赋予俄国人的权力的协定，不得使外国人在蒙古享有之权力多余俄国人在彼得享之权力。
当时袁世凯的北洋政府驻俄公使刘镜人得知消息后立即抗议俄国干涉中国内政，北洋政府当时也向沙俄当局发出照会，称：“蒙古为中国领土，现虽地方不靖，万无与各外国订立协约之资格，兹特正式声明，无论沙俄与蒙古订立何种条款，中国一概不承认”。
为了尽快让北洋政府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当时的袁世凯不得不派出代表团与沙俄代表团在京城展开谈判，谈判一直进行了半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