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陛下的隆恩无以为报，徐光启只有竭尽所能了。首先自己要有一个尽可能强健的体魄，多多陪伴皇帝陛下几年。
次日一早出发之后，他并没有像以前那样一直坐在车上，而是徒步跟在了马车的后面。
他并没有跟在过紧，而是稍稍拉开了一些距离，以躲避车轮带起的尘土。他时而双臂快速摆动快走行走，时而小步慢跑，同时也不停地伸展活动着上肢。
徐骥也从车上下来，随在老父身后亦步亦趋。
马麟开始以为徐大人嫌车子坐着不舒服，过来问他需要对车子做哪些改动。徐光启看他是误会了自己的意思，六十多岁的徐老大人也不禁因此莞尔。他告诉马千户，自己是在锻炼身体，好以强健的体魄报效皇帝陛下。
众所周知的是，徐光启是入了洋教的，平时的举止也就与国人的习惯有些不同。马麟虽然还是有些不明所以，可随即也就释然了。
而且马麟也从马背上下来跟随着尝试了一番，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他们锦衣卫平时练习的多是马上骑射，因此对徐光启大人的锻炼方式自然倍感新鲜。跟着徐大人锻炼了几天，只在开始的时候感到甚是气喘，之后却浑身舒泰，感觉比骑在马上缩着脖子忍受着北风舒服多了。
在大明王朝初年，陕西行省就成为明代封王建藩的主要地区之一。
有明一代，先后封了五十个藩府，其中陕西布政使司境内就有七个，仅次于湖广、河南两省。这7个藩府中有3个封在今陕西省境内，第一个是洪武十一年(1378年)封于西安的秦王，第二个是宣德九年(1434年)封于凤翔的郑王，第三个是天启七年(1627年)封于汉中的瑞王。
在经济方面，大明藩王不仅终身有俸禄，而且待遇很优厚。岁禄中单是米一项，即达5万石，是正一品大臣的50倍。此外，还有册封、宫室、婚姻、丧葬等费用，并给予厨役、斋郎、铺陈等等众多的杂役人员。
到了洪武朝后期，藩王虽有藩号，但已是列爵不治民，分封不锡土，食禄不治事；王国文官由朝迁选派，犯法时依律审判；大明王朝的百姓有侮慢藩王的，亦要解京审问明白然后才能治罪，以防止王对封地内官民的控制；在经济方面，则删除了王府若有兴建工程，有司即时由王所居的城中市户差付，不得稽延这条。那意思，并不是藩王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了，“有司”可以想一想是否要那么着了；另外，亲王的岁禄亦由五万石大规模地减为万石。
到了明末，由于宗藩的厚禄给朝廷带来的严重负担，相当多的中下层宗室已沦为贫困户，于是强烈要求弛松藩禁、请田自给、试官自效的呼声越来越高。
万历年间，更定的《宗藩事例》，准无爵的宗室自便生计，准奉国中尉以下宗室参加科举考试，选授京师以外地区的官职，但实行时又加以限制，如对于县令等“亲民官”的职位，朝廷不能放心授于宗室，而只授于中书舍人等一些较为闲散的职位。这也算是一个比较的进步了，总算是能够允许他们自食其力了。
藩王在封地也有许多限制，如二王不得相见；不得擅离封地；即使出城省墓，也要申请，得到允许后才能成行；如无故出城游玩，地方官要及时上奏，有关官员全部从重杖罪，文官直至罢官，武官降级调边疆；藩王除了生辰外，不得会有司饮酒；王府发放一应事务，地方官要立即奏闻，必待钦准，方许奉行，否则治以重罪。王府官亦改用高年不第举人、落职知县等担任，成了位置闲散之地。
此外对宗室的约束还有：不得预四民之业，仕宦永绝，农商莫通。不得到京师，如有出城越关到京师的，即奏请先革为庶人，然后发往凤阳高墙圈禁，同行之人，发往极边的卫所永远充军。宗室不得擅离境外，有居住乡村者，虽百里之外，十日必三次到府画卯，如果一期不到，即拘墩锁，下审理所，定罪议罚。从郡王至仪宾以下，不得与文武官员往来交结及岁时宴会。请名、请婚也很严格，未经请准，只能呼乳名，不得婚嫁，以致走京游棍以请名、请婚为由乘机勒索宗室钱财，导致许多宗室壮年以后都未能请到名字、成婚。由于宗藩条例多，宗室动辄得咎，被废为庶人的不少。藩王势力经过多次、多方面的削夺之后，已绝对不能与皇权对抗，皇族内部武力夺位的可能性在正德以后已经消失。那些好饮醇酒、近妇人的藩王，因其对朝廷没有威胁而被称为“贤王”，受到奖励。宗室成了不农不仕、啖民脂膏、被软禁于封地内的典型寄生阶层。
总之，大明王朝前期的王爷都是管吃管喝管花钱，富得不止是流油。后期有些疏远的宗室已经沦为与平民无异。而且还因为有着不许参加科举之类的限制，甚至还不如平民，生活也根本难说优渥富庶。能够吃成三百多斤的大胖子的福王殿下毕竟只是少数，而太祖的后人据说可是有十万之数。
这是经济方面，人身自主方面却在某种程度上连平民百姓都不如，几乎等于“圈禁”，是绝对不允许他们乱说乱动的。
这陕西境内的三个朱姓王爷，与大明境内其他四十多个王爷一样，每家都获封逾万顷良田。另外，陕西境内还有几家世家大族，其中尤以赵府为代表。这些世家大族也同样占据着大量良田。他们都是地方豪强，一般官府也根本看不到眼里。
皇帝陛下已经下旨，要这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