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车站附近，一名蓬头垢面的乞丐蹲在路边，用心的在一个小本本上记录着什么？新编第一师的编制一直以来都是极度的军事机密，不同于教导总队是用来展示的，教导总队的建制和装备都是公开可查的。
位于南京中山陵桂永清指挥的教导总队就如同一柄明晃晃的大刀一般，而位于襄阳保康山区的林定远的新编第一师则如同一柄藏于黑暗之中的利剑一般，甚至就连其的粮食物资运送保障都是择地采购补充，根本无从调查，加之日本在湖北的谍报组织损失颇为惨重，黑田本三郎与早稻三郎全部被特务处秘密处决，而情报的潜伏工作又并非一夕一朝之事。
所以，日本人采用了最笨的一招，广布眼线，大规模的渗透潜伏不可能了，但是扮演成流民沿街乞讨要饭总没问题吧？但是即便这样，获得的各种消息能够辨别真伪，只能有什么情报就收集什么，至于情报的真假可信度就交给情报机关的专业人员去鉴别分析了。
新编第一师全师补二个充团除外，作战部队二万九千余人，大量的火炮与运输车辆、装备、物资需要登车协调，以襄阳车站的规模根本无法在四十八小时之内达到新编第一师完成输送的任务，副师长刘念文与参谋长钱斌商议之后决定立即向林定远请示，汇报南京方面，部队先以团为单位出发，统一集结。
与此同时，南京中央行政院与军事委员联合于当晚十一点半，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剥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可以说西安事件对于南京方面犹如晴天霹雳一般。
何应钦主持大局把中央委员都召集在自己的官邸，想要引导大家同意武装攻打西安，而宋美龄为首的一群人强烈要求和平解决。一时间会场上议论纷纷，意见分歧较大，何应钦见状微微的皱了皱眉头站起身道：“诸位，诸位！依我看应该马上派飞机轰炸西安，坚决武力讨伐逆贼，为了领袖的安全就应该全力讨伐张学良与杨虎城这两个逆贼，只有足够的武力压迫，他们感到惧怕才能迅速施放委员长。”
“对，我赞成何部长所言，应该立即集中中央军主力出兵，要给张学良和杨虎城一点颜色看看，叫他们不把中央放在眼里，还敢武力胁迫蒋委员长？”
戴笠惊讶转头一看，附和何应钦的竟然是复兴社的老成员，蒋介石曾经信任的现任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桂永清的提议立即得到了贺衷寒，邓文仪等人的附和，他们一致认为此次事变是中共指使张学良与杨虎城所为，蒋介石生还的希望渺茫，因此急于重新寻找新的主子，就投到了何应钦的门下。
宋美龄见此情景可谓是是又急又气，于是站起来大声疾呼：“轰炸西安是置中正于死地，我坚决不能答应。我这么做不只因为他是我的丈夫，而且因为他是国家的领袖，他要是有什么好歹，中国将陷入更大的混乱。”
可是在何应钦等人的强硬意见下，宋美龄一个女流之辈的声音是如此微弱，没有了蒋介石，宋美龄的声音自然少了一份威严所在，戴笠虽然是站在“主和”这一边，但他并不敢发言。因为事变发生以来，已经有不少人质疑他和特务处和张学良、杨虎城内外勾结，故意骗蒋介石去西安。如果戴笠冒然一开口，就会有更多的反对和质疑的意见，所以戴笠只好坐立不安地保持沉默。
而在心底戴笠筹划着自己手中掌握的力量和对策，准备会后给宋美龄关键性的建议，如果蒋介石不能生还，他这个新扎的军统局长的美梦恐怕也要随之灰飞烟灭了，性命能不能保得住还是另外一码事。
就在会场出现一边倒的情况时，忽然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站起身来道：“我自己是信藏传佛教的，众所周知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康经昌都，二是由青海经玉树，还有一条是由印度越大吉岭。这三条路都可通拉萨，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条路。”说完戴季陶意味深长的看了一眼何应钦起身退了席，与会者都看见这一幕，特别是主战的人知道戴季陶这等于是表了态度，也不再提反对意见了。
何应钦面对戴季陶的转向也有些措手不及，戴季陶似乎也在向何应钦传递一个信息？是不是太过急切了些？
事发突然何应钦也似乎缺乏应对之策，犹豫了一下似乎眼前也只能按照戴季陶所言办理，加之部队又尚未部署调动完毕，就算同意武力讨逆，那也必须等主力部队完成部署之后才行，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面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一面以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
主张和谈的宋美龄得到了难得的喘息时间，抓紧时间和西安进行联系，随蒋介石去西安的英籍澳大利亚人端纳从西安带回消息，说张学良与杨虎城只想让蒋介石接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请求，并无加害之意，于是宋美龄与宋子文决定跟随端纳去先亲自劝说蒋介石先答应条件，再秋后算账。
戴笠则急忙觐见宋美龄和宋子文，戴笠在中山陵的蒋介石官邸望着忧郁的宋美龄和神色凝重的宋子文道：“领袖之安危关乎国家民族之兴亡，日本人在其中一定会上蹦下跳，中共方面有苏俄背景，一方面要派人尽快与苏俄取得联系，一方面要警惕日本人借刀杀人，最为主要的是开往潼关方面的中央军精锐部队必须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