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蒋介石长亲临国民党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小憩，戴笠携带自认为重要的情报匆匆从南京赶到洛阳，向蒋介石长做了秘密汇报道：“根据西北区毛人凤的紧急情报称，杨虎城与陕北红军的某一负责人正在进行秘密接触，很可能做出一些对党国不利的事情。 [
刚刚吃过晚饭的蒋介石微微皱了皱眉头道：“我一直以来对军统局的期望是颇高的，你们说杨虎城通共，说了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关键是我要的是证据，证据在哪儿呢？那些民间的谣言你们都不要说给我听了，我要的是眼见为实的凭证！你们继续扩大侦查，在没有发现确凿证据之间，我去西安的计划不会更改，闻风而罪成了什么？那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是要被人说道的，更是要被戳脊梁骨的。”
满心欢喜而去的戴笠挨了蒋介石的训斥，这对于立功心切的戴笠来说无疑等于泼了一头冷水，回过头来也对毛人凤如法炮制了一顿训斥，毛人凤心里自认却不敢有丝毫的不服气，但是苦于没有突破点，所以只能暗自憋了股劲。
戴笠则准备给林定远发一封电报，拟定借用一支特种突击部队随委员长前往西安，如若事态有变，亦可掩护委员长脱险。(
对于戴笠的请求，林定远当即回复自己立即准备二支特种作战分队相互配合，一明一暗，因为林定远知道，戴笠的保险计划似乎已经太迟了些。
12月11一早，毛人凤接到了代号“舞伴”发来的密报，看完之后毛人凤激动得不知所措，因为这封就是潜伏者“舞伴”发来的密报，据杨虎城身边的亲信称，张、杨将采取“兵谏”的方式，副迫蒋委员长停止剿共领导抗日。
这是第一次有人这么肯定地表示张学良与杨虎城有通共的行为的证据，而且连他们将要采取的方式都十分了解，可见情报十分准确。
毛人凤深知这真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消息，这可是牵系到国家前程、民族安危、领袖生命安全等头等大事，恐怕就连自己的前途，都被紧紧地拴在蒋介石飞往西安的专机上面，毛人凤立即催促译电员立即拍电报给戴笠。
不过非常遗憾的是戴笠的所谓证据被自负的蒋介石弃之一旁，又挨了一顿非常严厉的训斥，可以说1936年12月12日凌晨，毛人凤和军统西安站的其全部特务们还在酣睡之中，东北军驻西安的总指挥部却是灯火一片通明，张学良的警卫营正整装待发。
凌晨时分，毛人凤突然被译电员的敲门声惊醒。当即就下意识地反应过来，难道是委员长出事了？毛人凤迅速接过情报一看，竟然是舞伴发来的急电，今早发生兵变，蒋委员长被扣，生死未卜，毛人凤知道局势的严重性，立刻披上衣服冲到西安站的办公处，江雄风也接到东北军内部的特务打来的电话，并且说现在东北军和西北军内部相当团结，估计将有进一步的对特务处不利的行动，毛人凤抢先一步给戴笠发去了密电。
1936年12月12日对于林定远来说几乎是一个不眠之夜，清晨七时，中央特种部队基地拉响了凄厉的警报声，一身全副武装的林定远出现在了作战会议室内，匆忙赶来的副师长刘念文、参谋长钱斌、第一旅旅长沈满仓与第二旅旅长张灵甫、装甲团团长赵兴邦、重炮团团长侯勇，加上“狼牙”、“猎隼”、“利爪”三个作战分队的黄博明、李定邦、楚成军三名队长齐聚司令部。
在司令部内通宵值班的诸多作战参谋非常惊讶，是师座提前得知了消息，还是师座能掐会算未卜先知啊？这些天来新编第一师已经如同一张绷紧的弓一般。
可以说在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之内，同样一身戎装的何应钦是在十分钟前接到的西安出问题的情报，随即第一批通知的单位中除了特务处就是林定远的特种作战部队与新编第一师，尤其是命令新编第一师部队立即进入全面戒备，第六十九师所部与第九十师所部向襄阳保康方向集结警戒，新编第一师准备铁路运输，铁路部门为新编第一师运往西安潼关方向做好调度工作，特种部队作战分队进入战时待命，上报二套武装营救计划，随时做好出击准备。
林定远接到命令之后，也是经过了多天的深思熟虑，在林定远所熟知的历史上好像是全国上下一心的响应之下，张学良与杨虎城为了国家民族利益发出八项主张，得到广泛支持，最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全力斡旋之下得以和平解决，开创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局面。
但是，林定远也非常清楚，历史上可没有自己的这个战斗力极强的新编第一师，也没有可以随时投入战斗进行空降渗透、潜伏、营救的“狼牙”、“猎隼”、“利爪”三支特种作战分队，似乎自己之前的一切努力已经成为了何应钦手头的筹码，第一个抽调的部队就是自己的新编第一师。
林定远知道，这该发生的重大事件还是终究发生了，对于整个事件的经过林定远可谓是烂熟于心。
可以说事件是起因是东北军陕北进剿连连失败造成的，1935年11月22日，东北军在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精锐部队，装备精良的一零九师孤军挺进陕北的吴起镇的方向，以往能征善战的师长牛元峰严重低估红军的作战能力，对红军的机动作战的能力估计不足，部队刚走到直罗镇，原以为离中央红军还很远，在布置完侦查岗哨以后，就安心睡觉。
疏忽大意，主要是外围警戒部队没料到红军用一夜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