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伟卿继续介绍说道：
本世纪初，梁启超的思想相当激进，几乎与革命派不相上下，他与欧榘甲等人积极鼓吹十八省分立之说。康有为闻讯，急忙作《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以极其严厉的口吻教训了梁启超等人。阐述了十八省分立的危害。
梁启超受到康有为的严厉批评后，放弃了革命、分立的鼓吹，转而附和老师的废省主张。并建议逐步推行裁督抚废行省的主张，不过他的主张遭到戴季陶的强烈抨击。
戴季陶在《天铎报》上撰文指责梁启超“废行省以长君权”，“是欲举全国人民举变为中央政府之奴隶也”。( 是说：废省制让中央的权力过大，不利于民主建设。
辛亥革命的爆发。就是先是由一省揭杆而起，宣告独立，其余各省争相愤发，群起响应。这让后来的当权者们终于看到了地方权力过大的危害。戴季陶主张的地方分治，在各省独立基础上建立中华/民国的构想，也就没有人愿意提起。当时的政治领袖，无论革命党、立宪派、前官僚。除同盟会中姓孙的一派由于没有掌权，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外，多信奉中央集权的政策，亦赞同废省论。
1912年1月，又有一个叫做章太炎的创建了一个统一党，以“固结全国领土，厘正行政区域”为第一条政纲，并主张改省为道。他指出：剖一省为数道，全国不过六七十道，隶于中央。一道所领，不过二三十县，如是，则地方之治不纷，中央政令易行。因此。袁世凯的亲信、民国首任直隶都督张锡銮通电全国，称废省改道有三大利，请求“先从直省实行，为天下倡”。
1912年10月，袁世凯政府就省制问题向临时参议院提出了一个草案。该草案认为:“欲为根本之解决，宜废省存道，以道辖县。”它提出了两种具体办法：
第一种办法,分全国为四十乃至五十余道。道既为国家行政区划，又为自治团体；每道辖县四十至五十有余。县为国家行政区划，并为自治团体，与道同；每县辖镇若干，乡若干。镇乡纯为自治团体。
第一种办法为两级制。如果以分拆各省不便时。则拟用第二种办法如下。
第二种办法、仍留省制，合若干道为一省。省置中央专使一人，名称另定，专司监督各道。不为自治团体，故无省议会等自治机关。以上第二种办法为虚sān_jí制。
这时候，张一平打断了曲伟卿的陈述，忍不住插口说道：“袁世凯政府的草案还是不错的，无论是两级制或者虚sān_jí制，都是极好的。
我从中听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地方自治！看来这种‘地方自治’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就连袁世凯这个想做皇帝的人，他都赞同地方自治。看来，这个时期的民主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在我生活的那个时代，反而是一种退步…“
“你生活的年代，什么意思？“曲伟卿疑惑地问道，”总司令是说你在国外生活的时期吗？“
张一平醒悟过来，说道：”不错，我就是说这个。你继续说下去，我对这个废省论越来越感兴趣了。“
曲伟卿继续说下去：
1912年10月18日，国务会议根据上述第二种办法制定了虚sān_jí制之大纲。不过在袁世凯政府采纳了“虚sān_jí制”的方案后。康有为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长文《废省议》，力陈“去府存省道”之必不可行。他说：省必废，然而行政区只立府县二级。道可为军政区，只能够存在边疆地区，比如蒙古新疆西藏等地。
张一平说道：”康有为这个老杀才，之前不是鼓吹道县二级制的吗？现在人家采用他的主张，他怎么又改成府县二级制了？“
曲伟卿没有回答，继续说道：
1913年8月26日，熊希龄就任国务总理。9月11日，由梁启超担任司法总长的熊希龄内阁组成。梁启超起草的《政府大政方针宣言》。《宣言》决定改地方行政为两级，以道为第一级，以县为第二级。
熊希龄内阁还拟定了改省为州和改省为道两个草案，前者将全国22省划分为83州。后者则将22省划分为80道。只是废省改道降低了封疆大吏的权力，严重触犯其既得利益；所以，熊希龄的废省计划最终失败了。
到了1917年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时，梁启超、汪大燮等研究系人士再次入阁。与梁启超关系密切的范源濂兼任内务总长一职后，经过精心策划，于1917年春以内务部名义公布了《划分全国行政区域意见书》。
《意见书》主张采用郡县两级制。以郡统县，依据面积、山川形势、地理沿革、辖县、交通、人口财赋等九个标准划分郡。根据这九个标准，全国除外蒙古及西藏外，划分为57郡、7特别区域。
正当研究系准备推行废省改郡时，政局又一次出现动荡，先是府院之争。接着是张勋复辟，然后是南北战争…废省之说便再也无人提及。
张一平理了理思绪，说道：“我们要建立一个高效清廉的政府，就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