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相承，以孝治天下。此事没有引起后世史家关注，许多史书上提都不提，远不如清谈玄言那样引来议论纷纷。看来既非特点，又无成效，与天下治乱几乎无关。这是倡导者始料不及的。
晋朝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林易是作为大晋太子，更是应这天下百官万民的表率，无论如何都应该把这孝放在首位，因此那司马遹虽有精兵数万，最终却是死于屈辱地死于妇人手中，就是为这孝名所累，林易绝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因为这“以孝治天下”这一思想政策的基础便是虚伪的，其无助于治国，固宜。家明知是演戏，当不得真的，却必须一本正经地演下去。翻开两晋史籍，可知当时这出戏谈得煞有介事，造成了一定的气候。
首先是孝子似乎甚多。《晋书?孝友传》载孝子14人，不算多；而列传所载，称“性至孝”“居丧以孝闻”者，笔者略计有55人，超过《孝友传》三倍。后世列 入“二十四孝”的王祥，是晋武帝的元老重臣。脍炙人口的李密《陈情表》，更以其纯孝至情感动了后代无数读书人。以“酌贪泉而觉爽”著名的吴隐之，也是位大孝子。他在后丧期间只吃点咸菜下饭。殷仲堪瞎了一只眼，是他大孝的光荣标志，《晋书》本传：“父病积年，仲堪衣不解带，躬学医术，究其精妙，执药挥泪，遂眇一目。”文学家庾阐守孝更艰苦：他母亲和哥哥在项城，石勒破城时都遇难而死，“阐不栉沐。不婚宦，绝酒肉，垂二十年。”
孝既是朝廷倡导的道德规范，不孝当然成了严重的罪行。《世说?赏誉》注引陈留董仲道日；“每见国家赦书，谋反大逆皆赦，孙杀王父母、子杀父母，不赦，以为王法所不容也。”可见晋时不孝之罪甚于谋反，可谓重矣。
因此，要整倒一个人。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扣他一顶“不孝”的大帽子。魏时孔融、嵇康被杀。表面的罪状都是“不孝”。
要搞臭敌人。必揭发其不孝之罪。陶侃平杜弢，与杜的部将王贡对阵，陶向他喊话：“杜弢为益州吏，盗用库钱。父死不奔丧。卿本佳人，何为随之也?”吵起架来 互相揭短，也少不了揭发不孝。河南尹庾纯与司空贾充在宴会上争吵起来，贾骂庾：“父老不归供养，将何言也?”庾反骂：“贾充天下凶凶，由尔一人!”
孝的道德约束力量达到了如此强度，连以破坏礼法、放诞不羁著称的名士胡母辅之、谢鲲等人，可以散发裸裎，可以调戏妇女。但没有一个负“不孝”之累。
因此，“以孝治天下”确实造成了一定的气候。为贯彻“以孝治天下”的方针，西晋统治者有不少动作。
作为开国君主，武帝司马炎是身先士卒，带头垂范。太始四年六月丙申。武帝有诏：“士庶有好学笃道，孝悌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孝经》更是从上到下，从帝王到平民，任何人都必学的著作。
朝廷议礼，特别是丧礼，更为频繁。因丧礼与孝道直接相关，故十分重视，有的问题处理过严，甚至到了苛刻、迂腐的地步。曾经有大臣在守孝期内请客，不仅是被免了官，连参加宴会的所以官员都被罚俸。
相当有力的一项措施是中正把关，即所谓“乡邑清议”。魏晋由于推行的是九品中正制，士人入仕必先经中正评品，如果有不孝的污点，中正这一关就通不过。《世说?任诞》注：“(阮)简亦以旷达自居。父丧，行遇大雪寒冻，遂诣浚仪令。令为他宾设黍臛，简食之，以致清议，废顿几三十年。”如此特殊的情况下吃了一点肉羹，因在父丧期内，就被中正卡住，近三十年不得叙用。《三国志》作者陈寿，“遭父丧，有疾，使婢丸药，客往见之，乡党以为贬议。及蜀平，坐是沈滞者累年。”阎缵是位忠直之士，少时父亲去世，继母诬陷他盗窃了父亲遗留的金宝，告到官府，遂“被清议十余年”。此类事例还有王式、周勰等。中正把关，可以说是晋朝贯彻以孝治天下的组织措施。
那么，“中正把关”又当如何评断呢? 说中正不把关，不符合事实；只是怎样把关，颇有奥妙。透露这奥妙的典型事例，是曹魏末年司马昭挂着相国头衔做皇帝时，他的世子司马炎需要办一下乡邑评品的手续。此事使司州大中正很伤脑筋。给司马炎评几品，无须讨论；烦心的是如果全州只评司马炎一个上上品，未免太暴露。而要找个可以跟他并肩同等的人，又有谁 敢当得起?结果全州十二郡的中正共同计议，推举郑默出来“陪品”。司马昭还特地致书郑默之父郑袤，说：“小儿得厕贤子之流，愧有窃贤之累！”这话说得真有技巧，应收入权术教科书。
此后二十多年，武帝太康初，刘毅上书揭露九品中正之弊，有云：“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己。公无考校之负，私无告讦之忌。用心百态，求者万端。廉让之风灭，苟且之俗成。”“况今九品，所疏削其长，所亲则饰其短，徒结白论，以为虚誉。”可见其时的中正，已经既不“中”， 也不“正”了。从阮简之例，可见一斑。
然而司马氏办事仍难免棘手，因为碰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