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大家对此早有预料，但消息传到远征军的时候，大家还是为此震惊。
尤其是蒋浩然，震惊之余还带着点点失落，委员长对他的帮助、爱护是不可言喻的，抛开叔侄这层关系，他内心对蒋介中其实不无敬仰，委员长的丰功伟业，他比这个时代的所有人都清楚。
他虽然有其过失之处，但仍不失为民族的真正领袖，称得上“一代伟人”这个称号。
他在清末军阀割据的乱世中，领导两次北伐，统一了乱世中的中国。
当时中国的混乱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两次北伐都极为成功，北伐之后，中国的军阀数量大大减少，混乱程度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基本实现了统一。
委员长的军事才能确实不如延安那位，但他的政治手腕和合纵连横之术还真是可圈可点，一盘散沙般的军队，在他的手里开始有了民族凝聚力，这对抗战来说，绝对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也大大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北伐之后，他在中国推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富国强民，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委员长承继的烂摊子并不比1949年的历史好到哪里去。解放时期中国是一穷二白，但至少没有陈年旧债。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却承担着历届北京政府累积的六亿多万美元的外债。而且当时中国只是表面上的统一，南京政府控制的国家资源极其有限，还必须将其大量的银钱花费在“统一政令，统一军令”的军阀战争之中。
他进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推行“法币政策”，自1935年底发行法币，建立公债债券的威信，同时积极清偿外债。到抗战前夕，已经偿还百分之九十外债。中国债券在伦敦市场节节上扬，价格超过了岛国的债券。
法币本来是为了对付英、日、米货币在大萧条期间相继贬值，以及米国以高价抢购中国百姓白银等等事件的武器，威信建立以后，行使地方钞票的省份也纷纷改用法币。
这也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法币制度是中日战争的重要条件，迅速发展的法币构成中国统一的基础，没有法币，抗战军费便无由筹措。
虽然战火四起，但委员长一直大力推广文化教育事业，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等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南京政府首先考虑的是保护学校和教育事业不致中断，帮助面临日寇侵略城市的学校南迁。甚至在日寇轰炸重庆时，当局的首要任务，便是及时疏散中小学师生，这对后来的抗日胜利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也为将来的战争中培养了许多人才。
据史料记载，由于国民政府对文化教育的重视，其深远的意义甚至影响到了周边诸国，东南亚甚至可以说是比中国本土更早普及“国语”的地区，原来四分五裂的海外华人社区因此实现了相当程度的统一，并且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中坚，华人子弟几乎毫无例外上华语学校，而几乎所有华语学校都在国民党的实际控制之下。这也为中国本土以后的抗战提供了大量财力人力，新加坡的“中正中学”沿用至今，这就是一个不容推翻的铁证。
在内忧外患，极度艰难的情况下，委员长还稳固了边疆，巩固了中央政府的统治，避免了国家分裂。
当时的东北、内外蒙古、新疆、西藏，均有外国背景。委员长加强对蒙古、西藏地方的治理，设立蒙、藏委员会，主管蒙、藏等少数民族地区行政事务。把四川的西部和西藏东面的康部,建立为一新省，命名为西康省。将宁夏、青海分别建为行省。1929年，青海正式建省，以西宁为省会。
其中尤以青海建省意义最大，向南配合西康省影响西藏局势，向西可前进新疆。苏德战争爆发后，委员长派军入疆，架空盛世才，新疆才终于重回中国怀抱。
但这些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他以中华民族领袖的身份，领导中国人民与岛军侵略者进行殊死斗争，并派四十余万远征军两次入缅作战，为缅甸独立解放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抗日战争中，虽然不否认延安部队在敌后做出的重大贡献，但不得不承认，国民政府军才是抗战的主要力量，打了二十二大型的会战，牵制岛军70的兵力，消灭了大量的岛军，三百余万将士葬身于这场汪洋般的战争中。可谓之为中国的民族独立做出了巨大贡献。出兵缅甸，在维护中国利益的同时，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为我国在二战后的大国地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废除了晚清所签署的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收回了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主权，以一积弱之国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袖国之一，1946年联合国成立后中国成了五常之一，争得了举世公认的荣耀。开罗宣言这一收回主权和领土的协议更是国民政府在国际社会极力斡旋的成果。
委员长一生都坚定地维护中国领土的统一和完整，后来虽然是退守台湾，但他始终把台湾当成中国的一部分，尽管要把台湾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但与李某某、陈某某卖国贼，欺宗忘祖之流不可同日而语。
在越南印度侵害中国主权时，他还拍岸而起，大喝一声：“娘希匹，大陆不出兵我出兵”，可见其骨子里的爱国主义。也正是由于委员长坚定地认为大陆和台湾是不可分割的中国整体，才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台湾更好的延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