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起两家的恩怨，要扯就扯远了，那得从解放前说起，那时候，刘有根的父亲刘大肚是当地有名的大财主，良田百亩，家财万贯，光雇的长工就二三十号，另外他还做衡器生意，开着一个大工厂，卖秤的铺子在全国有几十家。而孙来福的父亲孙大春是个手艺人，他做秤的手艺在当地无人能比，做秤可有讲究的：开条、熏烤、刮杆、打磨、上星、着色要的是真功夫，开条要直、熏烤要掌握火候、刮杆要匀称、打磨要精细、上星要精确牢固、着色要纯正。孙大春做出的秤根本就挑不出毛病，一杆秤简直就是一件工艺品，刘大肚相中了孙大春的手艺，出高价钱请他到厂里做了大师傅，那时候一个大师傅可抵得上一个富农的收人，但因为是被剥削者，解放后划成分的时候还是贫下中农，刘大肚待孙大春不薄，孙大春干活自然卖力，两家的关系好着呢，
解放后，由于刘大肚既是大地主又是资本家，那可是典型的剥削阶级，被限制了人身自由，那是大会批了小会批，在一次运动中，政府发动贫下中农诉苦，作为被剥削阶级代表，孙大春被迫说了几句对刘大肚不利的话，（其实是当时工作组的组长逼迫他这样说的，如果不这样说，就把他家的成分变成富农，那哪能行呢，划成了富农，后代上学当兵都成问题。）这可不得了，有人作证了，为此，刘大肚被连着游斗了几天，最后终于无法忍受折磨，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上吊自尽了。当时，刘有根还在省城读书，也受牵连被学校开除了。刘有根是何等的聪明啊，他服从改造，表现积极，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把村里几家军烈属家的水缸挨个挑满水，再把院子打扫一遍，他还把家中一处宅院捐给大队做了学校，成了改造典型，经常去县上做报告，从表面上看，他已经是无产阶级中的一员了。刘大肚的工厂就是现在村里的副业厂，被政府没收后闲置了好长一段时间，在大炼钢铁那阵子居然派上了大用场，那时候副业厂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叫临城县秤杆刘钢铁基地，全县的铁锅铁勺在这里变成了一块块的铁锭子被运往国家最需要的地方，也多亏有这个厂子，因为存了好多秤砣才使全村铁锅铁勺幸免于难，居然还超额完成了任务，成为当时大炼钢铁的一面旗帜，刘有根由于表现好又有文化，当上了钢铁厂的会计，后来兼职大队会计，再后来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只是政审是被退了回来，要是去上的话，现在肯定不得了了，听说，和他一起上大学的有一个现在都当上地委书记了。就是从那以后，刘有根便公开同那个剥削阶级决裂了，成为了先进的典型，不久便入了党。老支书年龄大了，身体又有病，无法继续工作，公社准备在村里物色一位接班人，当时村里有两名党员，一名是退伍军人孙来福，一名就是村会计刘有根。孙来福可谓是根正苗红，又受过部队教育，谁能当支书明眼人一看便知。
刘有根有五个女儿，个个长得如花似玉，被称为秤杆刘大队的五朵金花，四个个大的已经出嫁，找的女婿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特别是大女婿，是县供销社的主任，白糖、肥皂紧张的时候，刘有根家里从来就不缺，割回来的肉都是肥得流油，让全村人看着都眼馋，谁家要是想买自行车搞不来票，只要刘有根答应帮忙准能成，刘有根一时间成了能通天的人物，他家的日子自然是全村最好的，他家的门楼盖的最气派，听说门口的两头石狮子就能抵得上盖一所瓦房的钱了。
孙来福则恰恰相反，孩子多不说，而且全是男孩子，本来就穷，给大儿子相媒又欠了一屁股的债，穷极生胆，孙来福偷偷做了几杆秤拿到集市上去卖，没想到让刘有根看到了，当时是割资本主义尾巴风声正紧的时候，邻村一个人养了几只兔子被人告发后游斗了好几天，不知怎的，刘有根竟鬼使神差跑到公社革委会告发了孙来福，当天晚上革委会主任就带着民兵把孙来福抓走了，那天把高美云都吓瘫了，革委会主任挎着大盒子，几个民兵背着长枪，把枪栓拉得“哗啦哗啦”响。结果可想而知，孙来福被打成了走资派，开除了党籍。后来，刘有根名正言顺地当上了大队支书，两家的怨就这样越结越深了。
国家政策搞活后，村民们都放手大干起来，孙来福和刘有根这两个冤家对头更是明争暗赛，谁也不服谁。刚开始包产到户时，刘有根确实有点慌，以前自己是指手画脚，不出力照样挣一个全劳力的工分，村里的事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现在不行了，地都分到了各家各户，谁还会听他那套？况且，村民都是靠手艺吃饭的，刘有根不会手艺，只有去种责任田，他试着下地干活，总觉得全村人的眼睛都在盯着他，干脆躲在家里不出门了，渐渐地他又高兴起来，好事在后面呢，不用他吱声，几个女婿像驴子一样抢着把活干完了，比村里的人可听话多了。几个女儿隔三差五就会来看他，提东西不说，还比着给钱。更让他得意的是：村里的副业厂还是集体的，他是村里的一把手，只要抽空到厂里转转看看，开开会讲讲话，照样拿厂长级的工资。这样看来，他家在全村仍是拔尖的。他是全村第一个买电视的，村里的人都爱挤到他家看那手帕大小的小电影。孙来福也不示弱，他被平了反，恢复了党籍，摘掉了走资派的帽子，腰杆一下直了起来，他带动全村人做起了秤，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