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陆飞就判断刘建华有见不得人的东西，现在看来，果真如此。
两大堆犀牛角和象牙，价值巨万。
若是暴雷的话，足够刘建华爷们儿打眼儿的了。
不光是走私象牙犀牛角，一箱子手雷也能让他们万劫不复。
然而，这还只是皮毛。
数十件商代青铜器，更为要命。
陆飞和徐茂臣看了一件豕形铜尊，从缝隙的泥土锈斑以及生坑味道，哥俩马上给出同样的结论。
这件青铜器，绝对出自中州二里岗商代遗址。
上世纪五十年代，二里岗商朝遗址被发现。
虽然有多处被盗，但依然出土了海量珍贵的文物。
毫不夸张的说，二里岗出土的每一件东西，哪怕是残片碎屑都是一级文物。
凡是整器，或是能修复的物件儿，那都是国宝。
这件豕形铜尊的盗挖时间，应该在二里岗发掘之前三五十年。
盗挖肯定不是刘家所为。
但不管什么原因，这东西落在刘建华手中，制他一个走私国宝的罪名，一点儿都不为过。
私下交易违禁品象牙犀牛角，私自藏有大量手雷，还有一个走私国宝。
这些罪名加在一起，简直就是罪大恶极罄竹难书。
刘家得到现在的报应，根本就是罪有应得。
就这样，还得说刘家赶上了和谐社会。
要是放在封建年代，扒皮，草琁，车裂，凌迟，点天灯都不为过。
然而，刘家私藏的国宝还远不止这一件。
相隔不远，哥俩又看到一件商代牛形铜觥（g）。
这件牛觥长二十公分，高十五公分，最牛逼的是，壁厚仅仅不到两毫米。
那个时代能有这样高超的铸造工艺，简直不可思议。
这件牛觥昂首，双角扁平弯曲，角下有耳，双眼凸出，腹部浑圆，四足分立，蹄足矮而粗壮，垂尾。
牛觥以头、背为盖，颈为器之流。
盖顶施一立虎提钮，虎头前探，虎尾平直，尾端微翘，盖后背突起一棱。
器身通体装饰，以云雷纹为地纹，以凤鸟纹、夔龙纹、兽面纹等为主纹。
牛尊两侧腹部各施一长尾凤鸟纹，前后自牛觥前胛至臀尾部，上下自觥口沿至牛觥前后腿上部。
凤鸟昂首挺立，凤眼圆大有神，喙呈直角下折，头羽向后飞扬，凤尾向上弯曲。
牛腹中部施一卷曲龙纹，巧妙地填补了凤鸟头尾间的空白。
牛颈下前胸中施竖棱，两侧施对称夔纹，下端为兽面纹。
牛尾椎部施一浮雕牛头状兽面纹，尾中段施窃曲纹，下端饰羽状纹。
盖顶背部为兽面鱼身主纹，鱼尾直抵牛首，两边辅以云雷纹。
牛觥翠绿如玉，造型敦实凝重，制作极为精细，盖、身相连的曲线自然流畅。
通体装饰，纹饰精美，构思严谨，布局有序，主纹与地纹相互映衬，繁缛而不杂乱。
觥同样是酒器，牛首及背为盖，腹内盛酒，颈部为流。
主纹中的凤鸟纹、夔纹、兽面纹以及立虎提钮，无不透出一种力的神秘与震慑，具有明显的商晚期中原青铜文化的特点。
而牛觥无论是器形还是尺寸比例，都极为写实，与中原文化倾向象征和图案化明显不同。
牛觥的整体造型敦实中不失精巧，凝重中透出秀丽，可谓是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结合的杰作。
从锈迹和缝隙中的泥土来判断，这件牛觥同样出自二里岗。
除了这两件之外，还有更牛逼的存在。
饕餮纹四足鬲。
鬲是食器，类似于现在煮饭烧水的锅，目前发现最早的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最早为陶制鬲，到了商周时期出现了青铜鬲。
三足是鬲的基本特征，其结构一般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部为口径方形或圆形的容器,下部为三个中空的足。
三足中空，形似口袋，并且连在一起。
与常见的三足鬲不同，这竟然是一件四足鬲。
到目前为止，春秋战国以前，还真就没出现过四足鬲。
从几何学的角度来讲，三个点无论如何都在一个平面上，但要在这三点所在的平面上再增加一个点，对于当时的铸造工艺来讲要更为复杂。
这件鬲四足上各有一变形饕餮纹，饕餮的眼睛采用高浮雕手法，装饰效果极佳。
饕餮是神州古代神话中的上古神兽，龙所生九子之一，《山海经》《吕氏春秋》中都可以见到。
饕餮最大特点就是贪吃，贪吃到连自己的身体都吃光了，所以其形象一般都有头无身。
《吕氏春秋·先识览》中记载：“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
饕餮纹是常见于青铜器上的一种纹饰，有人认为古人把饕餮的形象铸到器物之上，是为了告诫子孙后代不要贪吃，不要暴饮暴食。
在青铜时代，鬲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生活用具，而逐步演变成为礼器和神器，成为重要的文化载体。
青铜器的组合是商周礼乐文化的实物例证。
西周礼乐文化的核心是“明贵贱，辨等列”。
那时的人们因为社会地位和财富的不同，所使用的生活用具以及礼器和神器在品质上都有很大的差别。
更重要的是，各种器物的组合也明显礼制化。
神州目前已发现商周时期的青铜鬲本就不多，而这件唯一的四足鬲就更加弥足珍贵了。
毫无疑问，这件饕餮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