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的兵力是有限度的，进行扫荡则必然后方空虚。游击队可趁此机会潜入敌后，进行破坏袭击。”孟有田说道：“这种战术可以称之为敌进我进。”
历史上。在日本人疯狂推行“治安强化运动”的过程中，日伪军不断对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和“扫荡”。在日军强大。八路军相对较弱的情况下，八路军只能进行敌后游击战，即敌进我退，诱敌深入。
但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日本人也不是傻子，经过几年的较量。也在对八路军的战术不停地研究。根据这个规律，日寇从外围扫荡，八路军主力通常是向心运动，缩入根据地腹地中心。所以。在一九四一年后，日本人开始采取四面八方合围战术，即从各个方向一齐朝根据地腹地进行铁桶大合击。通过不断压缩八路军的活动空间，达到消灭八路军的目的。
也就是在这以后，八路军有的部队吃了几次亏，开始采用“翻边战术”，即不把主力部队部署在根据的腹部，而是部署在靠近一路敌人的根据地边沿地区。当敌人“扫荡”时，不是“敌进我退”，“诱敌深入”。而是“敌进我进”。趁敌人的包围圈尚未紧缩，并有较大空隙时，选择敌之弱点，由根据地经边沿游击区，“翻”到敌人的后方去，打乱敌人部署，粉碎敌人的“扫荡”。
这一战术符合当时敌后抗日斗争的实际。因为，日军是异族侵略者，在政治上处于劣势地位。即使在敌占区也是十分孤立的。加之其兵力少，后方空虚，八路军在敌占区仍可得到老百姓的支持而取得相当的行动自由权。
这种战术又经过发展，变得更为细致。在坚持边沿游击区的斗争中，可以组织小部队和民兵渗入到敌占区，袭击日军后方，打击敌伪政权，牵制日军对根据地的蚕食和扫荡，也是“翻边战术”的一种。
孟有田之所以急着把这个理论提前灌输给小全和秦怜芳，是因为他的对头胡嘉英去开会了，并不在这里。如果胡嘉英在，一定会和他唱反调，进行阻挠。他可不会象小全和秦怜芳那样，基本上对孟有田是言听计从。
一种战术的推广，必然要经过实战的考验。如果这种战术成功了，就会有人研究，有人效仿，孟有田的目的也就算达到了。
“进入敌占区活动，游击队还是有些经验。”小全还有些犹豫，试探着问道：“有田哥，我想没那么简单吧？”
孟有田沉吟了一下，斟酌着字眼讲述了起来。
两面政权，白皮红心，就是表面上是支应敌人的，而实质上是为抗日服务的。但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对这个问题肯定是有争议的。怎么能赞成两面政权呢，这不是迁就、妥协和投降吗？
实际上呢，在敌占区，如果村政权一点也不支应敌人，群众天天都会饱尝烧杀之苦，付出的代价很大。而且，群众因为害怕而恐慌起来，便会有意躲避游击队，使其丧失活动生存的土壤。
在敌战区的作战目标主要应该是最凶恶、最疯狂、百姓最痛恨的敌人，也就是对游击队威胁最大的敌人。另外对夜间敢于出来骚扰的敌人，也要痛打，把夜间完全掌握在游击队手里。
在什么山唱什么歌，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要注意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首先说游击组的人数问题，二十多人，行动起来机动灵活，不象大部队，容易暴露，打起来也不好脱离。每组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活动区域，还要建立相互之间的联络通道，必要时可以集中力量。
要在每个村都发展堡垒户，可以掩护伤员，提供消息和物资。如果有诚心打鬼子的要加入，也可以视情况自己补充，但人数一定要控制，甚至可以让他们暂时留在村子里发展，由游击队提供一些武器，形成一种暗中的武装力量，偷偷的进行挖掘地道等工作。
“……总之，就是要枪打出头鸟，即打击为恶最烈的铁杆汉奸，摧毁民愤最大的伪政权，尽量避免使群众受害。”孟有田尽量用委婉的话语讲述自己的观点，看到小全和秦怜芳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他放缓了语气。讲了个笑话。
“有这么个笑话，说的是一位将军去前线视察。在官兵的保护下钻过前沿的战壕。一个军官提醒道：‘前面有一个敌人的狙击手，请将军小心。不过。这个狙击手的枪法烂极了，在那呆了好几天，打了很多枪，一个人也没打着。’将军听了很生气，说道：‘太不象话了，你们应该马上消灭这个家伙。怎么能让他在那儿呆上好几天呢？’这个军官吃惊地大声说道：‘将军您疯了吗？消灭这个蹩脚的家伙，好让敌人换上更厉害的狙击手，把我们都干掉吗？’”
哈哈哈哈，笑得最大声的不是小全和秦怜芳。而是提着水壶进来的小嫚。
“把水壶给我，别烫着了。”秦怜芳见小嫚笑得身体直晃，赶紧笑着抢过水壶，给大家倒上了枣茶。
“我明白了。”小全恍然大悟地一拍脑袋，说道：“对一些被迫为鬼子服务的维持会，只要没有大恶，便先放他们一马。省得我们打掉他们，反倒换上更凶恶的家伙，让老百姓遭殃。”
“一开始听得不大顺耳，可这个故事倒也说明了一些问题。”秦怜芳说道：“先打击铁杆汉奸。震慑其余，或许能让他们为我们工作。”
“可以为我们通风报信儿，可以在紧急情况下收留伤病员，可以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