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朱元璋防范心重，制度建设上，在“事皆朝廷总之”的前提下，着意于权力制衡的设计，废除沿袭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将丞相的权力分置各部，朝廷上的六部、五军都督府、都察院等重要职能部门互不统属，而后来崛起的内阁由于明初确立了“备顾问”的性质，所以即便在其权势熏天的时候，由于不具名分，同样无法统属全局。
如此，虽然一定程度实现了朱元璋的权力制衡的目的，但却造成了明朝中央责任不明、权限不清的状况。各部门在谨守“祖制”的状况下，各安其份，不敢逾越雷池，缺乏创新精神，毫无生气、魄力，最终形成了一种既墨守成规又相互制约的局面。
大明历史上，部门之间推诿、观望和官员群体谨慎、保守等各种不良现象随时随处可见。朝廷如此，地方政府也是如此，权力上的互相制约和保守格局，致使地方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虽职责分明，但遇重大事件则多缺乏权威决断。
相同的问题同样出现在明代历朝皇帝身上。朱元璋在“祖制”设计时，权力的制衡同样涉及皇帝。朱元璋的初衷当然是出于对以皇帝为核心的整个权力体系稳定的维护，避免子孙皇帝过于玩弄权术，危及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
然而，朱元璋没有考虑到对于皇帝的约束在不同的个体身上具有不同的意义。朱元璋精明强干，能力过人，自然可以很好地运用权力制衡达到最终的集权，然而，明代皇帝在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之后，多是平庸之辈，不仅无力掌控权力制衡，反而陷身于“祖制”设定的权力网络之中。
“祖制”成为朱明后代皇帝的重重束缚，终致他们形成种种畸形人格和极端的言行方式，诸多皇帝表现出与“祖制”相悖的、与皇帝角色不符的言行举动。如明武宗四处巡幸，扮演各种身分，疏于政务，游戏国事；明世宗长年不上朝，沉溺道教青词，无视天下灾异；明神宗沉溺酒色才气，打击报复大臣，嗜财如命，深居内宫，荒政怠政；明熹宗沉溺游戏与玩耍，醉心于泥、瓦、木、漆匠活，乐此不疲，致使大权旁落。
应该说，这些皇帝的各种失范表现的导因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祖制”束缚太严。“祖制”的严厉约束，使得那些守成皇帝产生了严重的逆反心理，或率性而行，或极端行事。这种情况，我们从明代各位“问题皇帝”对那些用“祖制”批评、谏诤其失范行为的大臣进行严厉排斥、打击的情况，也可以强烈地感受出来。
一句话，自永乐之后（这位仁兄太彪悍，谁他娘敢拿祖制压他，他便会想办法将这人剁得连渣儿都不剩），大明的历代皇帝都有一“天敌”——祖制！
换言之，皇帝们都极度憎恶“祖制”二字，可偏偏又貌似拿它没办法！
真是一丁点儿的办法都木有？
有！
只可惜应对“祖制”的办法，除了彪悍的朱棣，其他的皇帝们，恐怕都有些做不出来。这个办法其实很原始也很简单，但是却相当之管用——一个字，杀！
在某些时候，越是简单粗暴的办法越能解决问题——可上帝是个调皮的小女孩，英明神武的弘治皇帝，偏偏是个不愿多造杀孽的“仁厚之君”。
骠骑将军一眼便看出了弘治的为难——呼吸紧促，面上直抽抽，御史中丞王之的话明显戳中了他的“七寸”：“祖制”这玩意儿一摆出来，你还能怎么破？
没办法了，只能劝一劝弘治亮出屠刀来了！
“陛下，臣有话说”，骠骑将军才欲跳出来说话，平江伯先他一步，突然冒了出来。
差点儿将这位仁兄给忘了——平江伯可是弘治的好“基友”，关键时候往往都能“冲锋在前线，战斗在一线”，压根儿便不怕得罪满朝大臣。
骠骑将军回京之后，同弘治一道商磋完善革除卫所军制的事儿，平江伯老陈每回也参与在其中。在这当中，骠骑将军曾向平江伯透露过一个意思——“圣上若是有成祖那般杀伐果断，这革除卫所军制一事，压根儿便不会拖上近一年……”
平江伯是个“鹰派”人物，他很赞同王睿这小王八蛋的看法！
眼下，他一见着弘治那张“憋屈”的脸，自也是看出了弘治的“老毛病”又犯了——凡事都想去与大臣们“讲理”，“讲理”不过（在“祖制”这俩字眼前，任凭你有多大的“理”，也都他娘只是个屁）、自个儿受了“憋”，又不忍亮屠刀宰人！
“爱卿，快快道来！”弘治一见平江伯“有话说”，便赶紧允了下来——关键时候，同朝臣们“死磕”，还得靠老陈吶！
“臣前几日阅看《三国志通俗演义》（弘治时的《三国演义》），看至中间一段有些不解，眼下想请圣上为微臣释惑……”平江伯永远都是个不搭调的人——这么个严肃正经的时候，他竟然来向弘治请教一与此毫不相干的“学术问题”。
朝臣们嗡嗡声又起——他们又要开始谴责平江伯的“不搭调”了！
弘治却赶紧摆了摆手，示意朝堂肃静：“平江伯有甚不懂的地方，只管道出来，朕与满朝大臣都可为你解释一番……”
平江伯表面胡闹，实际上知轻重得紧，他这个时候提这么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去的“茬”，绝是有深意。
“第四十三回，曹操不费一兵一卒拿下荆州，志得意满、挥斥方遒，正是顺江东下、踏平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