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万历二十一年癸巳京察开始,东林就开始利用京察清洗异己。当时吏部考功司的郎中东林元老赵南星竟然公开宣称:“内察之典,六年一举,君子疾邪,小人报怨,皆于此时。以言者之意,就当俎者之意,如诗之断章,各取所求。”

东林初掌大权,就如此做派,党同伐异,血洗朝廷,当然要自食其果。

丁巳察典,部院大臣之秉成者,郑继之、李志也。”郑继之是当时的吏部尚书,而李志则是刑部尚书兼署都察院事。此外主察者尚有考功司郎中赵士谔、吏科署科事左给事中徐绍吉、掌河南道印御史韩浚。

吏部尚书郑继之,文秉称:“郑继之楚人也,时楚方与浙、齐合,故掖县(赵焕)去,而特拥戴郑继其位,郑之烈焰较掖县更为甚矣。”

而另一位掌主察者,河南道掌印御史韩浚,则被归为“齐党”。由于两位主察之大吏,均有鲜明的党派背景,因此京察还未开始,门户互持的态势,就已十分明显了。

结果当然是不问可知,自兵部尚书王象乾以下众多官员受到调查,太常寺少卿丁启浚、礼部署部事右侍郎孙慎行等东林要人都被处分或逼走。东林党几乎被从朝中一扫而空。

然而由于劾及浙党的一些干将,齐党、浙党之间也是渐行渐远。齐党的行为,过于露骨,引发许多中立人士的反感,使得自己逐步被孤立,为东林用汪文言策反攻创造了条件。

在这一系列残酷党争中,方从哲居首辅,仍然欲调和双方。如会推阁员的风波中,三党内讧,左光斗等东林与楚党结盟反攻齐党,两方的互讦,均归责于方从哲。

当此关键时刻,从哲仍然奏辨:“愿诸臣各捐成心,共扶公道,乞将前后奏章,勑下部院,虚心详勘,分别是非。”

方从哲虽然一直居中秉公,端平行事但从哲因与亓诗教的密切关联,立场逐渐已受到了大家的公开质疑。

不过考虑到方从哲的性格和当时他权威的低下,他也未必能够阻止党争的发展,这也是皇室长期的削减相权,以小制大的反噬。

方从哲也知道,随着执政联盟的三党联盟的崩溃,东林党上台势不可挡,四大阁臣,楚党刘一燝,处事尚可,但这韩爌野心勃勃,叶向高资格比他还老,威望也足,他执政的日子屈指可数,这方从哲一直在几个鸡蛋上跳舞,现在终于被十六岁的康熙皇帝陛下朱由校逼得他退无可退。

方从哲只好道:“郑妃虽跋扈,屡生事端,但毕竞是神宗贵妃,福王之母,宗室一脉,还请皇上法外开恩。”他性格注定屈服大势,追随强权,无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

朱由校道:“朕自有分寸,定不会无故处置皇室成员。”

如果是有故,可就不能怪他朱由校心狠手辣了,他们父子几十年的阴影,不报仇难消心头之恨,如果失败的是他们,以郑氏的跋扈,他们必无立足之地。

朱由校他们几个人交换了一下眼色,有了方从哲这首辅的支持,他们成事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这王安一开始是有顾虑的道:“查无实据的事,轻启开端,恐引皇室阋墙。”

朱由校道:“郑妃福王野心勃勃,向有问鼎之志,万历四十年朝争,肇始于此,今又有梃击、红丸之案,疑点重重,郑氏福王岂能置身事外?郑氏福王纵是无罪,也是活罪难逃,神宗超格赏赐,必须追回,以平内帑不足。”

这才是朱由校和米柱的真正目的,真相或许己淹没于时间,不可追究,但这郑氏和福王的活罪是要治的,他获得的赏赐之多,是太子的数倍,不招人嫉恨才怪。

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这大臣们但凡有事,就请诣开内帑,边军响银不足,开内帑;内地饥荒,开内帑;水灾旱灾,皆开内帑,官员有事无事都喜欢让皇帝开内帑,仿佛是他们请诣的就是悲天悯民,忧国爱国的道德君子,而皇帝不开,则是贪财小气的昏君了。

万历皇帝是一个精明人,是不吃这一套的,国家开支有国库,关他内帑毛事,要他下诣开内帑,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获得了一个铁公鸡皇帝的外号。

这个朱常洛登位,那里有他老子这种道行手段?被官员的一忽悠,便下诣拔190万两白银补边军响银,群臣们人人称颂,称之为贤君明君,但这请诣开内帑之风愈烈矣。

连泰昌帝的定陵的装修费用,都由内帑支银150万两支付。

朱由校:“这是国葬呀!大行皇帝是大明皇帝,皇帝寝陵不是由国库支银修建吗?”

四大阁老,六部大臣意见一致:“天下都是皇家的,国库支和内帑支又有何分别?况自神宗起,这皇帝寝陵、皇宫修建,全由内帑支。”

这个历代皇帝,登基后即修皇陵,由户部国库拔银,逐年修建,这个万历皇帝敛财有术,往天下州府广派税监和矿监,捞了不少银子,在国家支出上,他一毛不拔,但在这自己的皇陵和皇宫的修建上,他是发内帑,自己出银子了。

这并不是他高风亮节,而是群臣一再劝他节俭,降低、削减这皇陵和宫室的规格,这个老奸巨滑的万历无奈,只好自掏腰包,这是为了维持皇室的体面。

万历皇帝有两方面比较愿意花银子,一是皇陵和皇宫多修建。二是对皇子朱常洵的打赏。

万历自觉便宜了长子朱常洛,就委屈了三子朱常洵。于是册封朱常洵为福王,并且为了弥补未立朱常洵为


状态提示:第56章猎物--第1页完,继续看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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