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流民四起之时，穷困已经变成普遍现象。
刘询在还没有登基为帝的时候，就曾经遍访关中，那时才对最低层的民众有了清醒的认识。
想着东南那些在水灾中呼号求生的大汉子民，再想想自己高坐在甘泉宫避暑，忏愧与自责交加。
因为刘询知道，一旦流民成灾，贫穷变成一个普遍现象，这就预示着汉室就会进入混乱期。
在后世王莽时期，四方皆以饥寒贫困，起为盗贼，稍稍群聚，常思岁熟，得归乡里，众虽数万，不敢略有城邑，转掠求食。
晋惠帝时，频岁大饥，百姓乃流移就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饿，奔栟流移，不可胜数，最终引发流民作乱之祸。
到隋炀帝时期，百姓困苦，财力枯竭，安居则不胜冻饿，死期交急，劫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大名鼎鼎的瓦岗寨诞生了。
唐僖宗末年，天下大旱，天下流贼锋起，皆因饥寒交迫，税重役繁，百姓弃田不耕，盗贼扰民，乡间豪强，聚齐困乏之民，起为乱，破六州五十年，亡百姓平民二百万人。
刘询回忆起，史书上对流民的所有记载，惊出了一身冷汗，以上所有的历史资料表明，因为贫穷而祸乱的，大多都是流民，而流民的构成多数是失地农民，而作乱的主力军现在已经凑齐，就差一个小小的火苗了！
而这些流民，没有身家性命，而且生活又不安定，生的快乐从未品尝过，死的痛楚也不一定比现在更多。
流民是最肯冒险的，在九死一生中，突然的置身于云霄之上，他们分散开是没有任何力量的，但是如果成群结队之后，就会迸发出巨大的摧毁一切的破坏力。
士绅们害怕洗劫自己的财产，老实巴交的农民怕他们鱼肉百姓，这时他们在中国就会变成化外之民，隐然成为一股可以左右天下的庞大势力。
流民在中国封建时上，可是响当当的主角，他们时常变身为流寇，先向没有抵抗能力的农民进行劫掠，而整个乡村更加穷困潦倒，连口饭都吃不上，农村被破坏之后，中央政府因为田税的减少，财政渐渐的枯竭，不得不用苛捐杂税收刮人民进行维持中央财政这个饮鸩止渴的极端方案，但是最后重担还是落在了农民身上，之后的结果就是农民加入了流民。
这是一个要命而且无解的死循环，有地农民变成无地流民，无地的流民去别处继续劫掠有地的农民，等到了最后，流民的数量庞大到一定数量之后，就开始吞食王朝，这样一个王朝也就走到终结，最后被别的势力所取代，然后继续重新开始新的一轮死循环，开始重新分配，等到一二百年之后，继续开始着这个游戏。
不到七十后的绿林赤眉起义，东汉末年的黄巾，两晋的流寇，隋朝的窦建德，刘黑闼，唐的王仙芝，黄巢。
这些大名鼎鼎的英雄人物，都是流民的领袖，而东南流民现在也是缺一个领军人物，一旦流民有了领军人物，就开始势不可挡，一发不可收拾，他们会让每一个中央财政疲于奔命，王朝延续立刻断绝。
而在整个东南诸郡的上报的数据，更让刘询头疼不已。
青州，徐州，杨州三州下辖二十二郡，在奏书上已经危险之急。
仅仅是青州一州，就已经统计出来，至少有不少于一百七十万的无地流民，分散在青州八郡三国之中。
这还不是最为严重的地区，齐国都城临淄城中就有九万四千余户的百姓，在齐民编户中没有任何地产，虽然临淄城手工业发达，但这个数字还是太多了。
济南郡就更加神奇，全郡在齐民编户中只有两万一千多户拥有土地，翻看郡守履历，果不其然，谷梁学子！！
这帮渣渣，在车骑将军张安世送来报告时候，刘询就像将这个学派人道毁灭，还是韩增提醒自己，谷梁和自己祖父刘据的关系，自己只好隐忍下来，现在没有想到，谷梁学派弟子真是遍布天下，这回必须彻底解决他们了。
压住怒火继续向下看去，高密国与胶东国，这些年发展还是可以的，至少在报告中两国加起来只有三千户无地流民。
而扬州就更加糜烂，会稽郡与豫章郡，加起来至少有十六万户的无地百姓，从未登记过自己拥有土地。
而从登记的全郡土地数来看，豫章郡这个旧吴国都城，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甚至都不如刘濞在时候多。
必须解决这一问题，华夏文明几千年，但是农业文明的进度只有短短的两百年，中国老百姓只有到新中国1956年后，才开始大规模使用化肥。
所以必须减少汉室地主豪强数量，在解决土地使用律的问题。
孟子在战国时就说过“有恒产者，有恒心，姑治国之道，在于令民各有产业……”
而今青州，徐州，扬州数以百万计之百姓，没有土地，流亡于市井之中，生于匪盗之事，往返于郡县之间，甚至盗贼流民可以光天化日之下随便行走于市集官衙之间，而当地官吏都不敢出声阻止。
孝武皇帝颁布的《沈命法》，直接变成了一纸空文。
《沈命法》是孝武皇帝刘彻，在天汉二年的时候发布的法令，是制约齐鲁地区盗贼数量过于庞大的严苛法律。
跟据这条法令规定: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两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
简单粗暴的法律，简单粗暴到了极致。
治下有占山为王的盗贼，当地主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