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俞香兰的家宴酒酣情满之际，刘娜正被关在日本东京的一个小小的房间里。
在俞敏涛和蒋芷萱回国前的几天，她在工厂上班时遭了盘查。学生签证已过了期，刘娜甚至都不记得她将那本写着他人名字的护照搁在了哪里。
俞敏洪已经到了东京两个月了，可与刘娜一个东京东、一个东京西的，还是各分一处。为了离上班的地方近一些，他与老乡们住在一起。
那一套一居室的套房，住了好几个大男人，有人上日班，有人上夜班，有人日夜班都要上，日式的榻榻米就是宽敞的地铺，而那铺似乎二十四小时里都有人在熟睡。俞敏洪只要有个能躺下身子的地方，和着衣服就可一枕黄梁。
若不是同舍的那个上海女人，俞敏洪做为丈夫，恐怕不知得经多久，才能知道妻子刘娜的动向。
刘娜明知道俞敏洪的住址，却不敢说出来，她害怕会牵连到同样是黑户的老乡他们。她也不说自己的住址，想那上海女人虽不过是搭伙的舍友，可她真心认为她就是朋友，自己到了这份上了，生怕不小心也让她惹了麻烦。
刘娜只好装傻，假装对日语一窍不通，一味地保持沉默，任由警方盘问。可警方还是在几天后找到了她的住处，给了上海女人一纸通知，也让俞敏洪知道了刘娜当前的行踪和要被解递出境的消息。
俞敏洪万分着急，身边的人除了替他干着急外，真正能出主意的一个都没有。他急忙给家里打了电话，支支吾吾着要找俞敏涛商量此事。
俞香兰自打知道了蒋芷萱又有孕的消息，心情妙欢无比，一接起电话，抑制不住激动说:“涛涛忙着呢，过几天才回日本去。亲朋好友送了好多番鸭子，我到时把它们全炖了人参汁，再搁冰箱冻上，保准你也能喝上一些。”
俞敏洪敷衍着应:“哦，哦……”心中焦虑难忍。
耳听母亲一个劲地说要怎么将鸭汁去油，再怎么费劲地装进可乐瓶里，他着急地打了岔又问:“妈，涛涛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刘娜被抓了，我想让涛涛找人将她保出来。”
俞香兰一听大惊，:“天啊！你怎么不早说？”
正好蒋芷萱此刻在家，俞香兰急忙招呼她过来听电话。
蒋芷萱弄明白了事情缘由，却反问说:“保？怎么保本来就是黑户，日本警察也是凭律例办事，你得找律师，要是律师解决不了，那一定就只能这样了。在人家的地盘上，怎么还能用福宁人的惯用思维，老想着要扛出一个有来头的人，把不可能的变可能，将可能的变成不可能。敏涛也不过就是个拿工作签证的中国公民，他哪有这些能耐”
俞敏洪哦了一声后，失望地挂了电话。
俞香兰在一旁听了蒋芷萱的这些话，心中甚感不是滋味，强忍着不满，为俞敏洪解释说:“洪洪也是没辙了，才想到要央求自家兄弟。刘娜要是被赶了回来，夫妻俩就天隔一方，他难免心焦。他不过以为说涛涛有主见，希望可以帮上忙。”
不料蒋芷萱却说:“去了日本后，才知道碰上个事，行就行，不行就是不行。大家秉公守法做好自己就好，破坏了规矩找谁都没用，哪像在国内，遇到芝麻大点的事都得想着要找个熟人出来。”
俞香兰急急地应说:“洪洪是个明事理的人，他不过是心急了而已。但真要是在咱们福宁地界上出了事，总是可以找个熟人商量着应对。可到了日本国，大家都自身难保，只好各顾各的，遇到事只能算自己衰，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通天之主
蒋芷萱听了，忍不住笑出声来。
俞香兰挂念着刘娜，催促俞大明说:别尽瞎扯扯，赶紧想实际的！”
她自己已抱起了电话，与俞大明轮番打了几个电话，又是找公安局的，又是找边防大队的，来来去去之后，稍稍松了口气。
在小黑屋里的刘娜看了看摆在面前的午餐，生煎的金枪鱼鱼块和几色蔬菜，一小份白米饭，一小碗味噌汤，怎么看怎么香喷可人。可她却觉难以下咽，此时的心情落寞难熬，她就想不明白自己怎么就倒了这般大霉。
同一个房间里还有一位年轻的女人，苦笑着对她说:“我在日本这鬼地方可是呆怕了，如果没被查到，我自己也想投案自首。”
刘娜不答话，心里却想，瞧你一身细皮嫩肉的，本就不是会干活的料。但她还是羡慕这位外省人的难友，人家曾是正正经经的留日研修生，日语讲得吧啦吧啦的熟练。
刘娜依旧瞧着眼前的饭菜不动。
那年轻女人又说:“老呆在日本，却又没有合法身份，真把大好时光都给浪费掉了。我这时一回国就买房，跟家人一起做点小生意，日子要多好就有多好，省得在这里低人一等。”
刘娜一听，忽得心情雀跃，她已积攒了近千万元的日元，这笔日元要是折成人民币，对于福宁任何的一个工薪阶层来说，都是一笔天文数字。她期待自己回到福宁，正好可以好好地品尝当一个有钱人的滋味。
她的食欲猛然大好，几口吞掉了所有饭菜。
俞敏涛和蒋芷萱回东京的那天，刘娜从东京被遣送回国。他们在上海国际机场里同一个时间段内候机，但却没能够见上一面，彼此走在各自的归程。
俞敏涛踱着步，不时地看看手表，脑海里堆积了一大堆工作内容。他的中文能力是他被会社倚重的最重要资本，但也让他分身乏术，他必须独撑起会社在中国和东南